习近平在厦门
他曾经多次跟我说，我自己把“自找苦吃、为老百姓做事”作为第一信念。尽管会有很多坎坷，每天都经历不同的挑战，除非身体不行了，除非不让我干了，只要没有这两种情况，我都会坚定不移走下去。当他得知我刚从预备党员转为正式党员，还担任了厦门大学经济系团总支副书记后很高兴，说：“好！年轻人就应该要求进步，积极入团入党，利用一切机会锻炼自己。要艰苦朴素，要自找苦吃啊。” 采访对象： 张宏樑，1964年6月生。1982年9月由石家庄十五中考入厦门大学数学系，1983年9月转入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学习，曾任系团总支副书记，1987年毕业分配到河北省计经委工作。现在一家投资公司供职。 采访组：张宏樑同志，您好！听说习近平同志和您的交往是从一封信开始的。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情况。 张宏樑：说起来这是30多年前的事情了。1985年11月下旬，我当时正在厦门大学经济系读本科三年级。一天，我收到一封寄自厦门市政府的信。信是这样写的： 宏樑同学： 你好！我是十一月初从法国回来的，接着就是早出晚归的工作，各方面的来信积案如山，迟迟复信请原谅。 可以找个时间聊聊，我也要向你们这些八十年代的大学生学习。 时间不好定，月底前因有洽谈会晚上都有活动，下个月请你给我来电话，打到政府值班室或找政府办王泰兴联系。 我住在图强路2号楼301室，进城时可以碰碰。 不赘述。专此布达 顺颂 学安 习近平 24/11 我刚看到信的瞬间有点懵，但马上就反应过来了——一个多月前，我给时任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习近平同志写了一封信，没想到他会亲笔给我回信。 采访组：您为什么会给他写信呢？您在信里都说了些什么内容？ 张宏樑：说起来很有意思。我一位高中同学的姐夫，是习近平同志在北京八一学校的初中同学。他们上学的时候，经常一起交流思想、讨论问题。 1985年，正值中国改革开放大潮初涌之时，那时候他们都是30多岁的有志青年，面对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有很多想法非常需要相互探讨。于是我这位同学的姐夫就给到厦门任职不久的习近平同志写了一封长信。我放暑假回家时，同学姐夫找到我，让我把那封长信带给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这封信很厚、不好寄，又都是他的心血，怕寄丢了，嘱咐我一定得亲手交到习近平同志手上，还嘱咐我要盯着让他读完，再请习近平同志写个回信说说他的看法。 就这样，开学后我就带着这封信回校，没敢寄也不敢直接去送，于是我就给习近平同志写了一封信，大意就是想把这封信交给他，同时也很期待能与这位在正定老百姓中口碑很好的年轻领导干部见上一面，汇报一下自己的大学生活，希望得到他的指导。信封上写的是：厦门市政府办公室，习近平同志收。信发出后，压根儿没想到会收到他的亲笔回信。这让我感到很惊喜，也很感动。 采访组：您当时读了回信，有什么具体感受呢？ 张宏樑：我看过信后，有两点强烈感受。一是觉得习近平同志特别谦虚。一位工作非常繁忙的市领导亲自给一个普通大学生回信，信里把有关情况说得很详细，还为回信晚了表达歉意，特别是说要向我们80年代的大学生学习，让我非常感慨、非常感动。二是觉得他为人特别真诚。信中告诉我他住在哪儿、怎么联系，让我有一种被信任和被重视的感觉，距离感一下子消失了，亲近感油然而生。连这封信的信封都是他亲自写的，足见他真心希望与大学生多交流，否则他让秘书打个电话通知我过去就行了，本来是用不着非要亲笔回信的。 采访组：您是什么时候与习近平同志见面的？当时聊了哪些话题？ 张宏樑：我记得很快就和他约了一个周日下午见面。那天，我坐了几站公交车，又步行十多分钟，按照他给我留的地址找到他的宿舍。敲门时，我还有些忐忑不安，是习近平同志亲自给我开的门。我说：“您好！我是厦大经济系的张宏樑。”他说：“宏樑，你好！快请进！”习近平同志笑容可掬、亲切和蔼，标准的普通话，声音带着磁性。我们俩一握手，他就说：“你的手很厚很软啊！”这句话一下子就把我的不安情绪给打消了。 习近平同志的宿舍一进门就是客厅，和过道连在一起，很窄很小，就摆了两张沙发和一个茶几。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小伙子，坐吧。”我说：“这是您同学给您写的信，让我一定盯着您看完。”他接过那封厚厚的信，边笑边说：“这小子，要么不写，要么就写这么厚！”说完就坐下来很认真地看起来。 看完信后，他说，信中这些观点有的很好，有些需要进一步探讨和商榷。厦门是四个经济特区之一，处在改革开放最前沿，有很多新的做法。我来了这段时间，确实有很多感受和触动，特别是在推进改革的同时，如何更好地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需要深入思考和认真谋划。这样吧，我先简单说几点，你记录，帮我先回个信转达一下，有时间我再正式回信。 我记录完后，习近平同志看了看记录稿，点了点头说：“可以！”说完，他又转过脸笑着问：“你是哪里人啊？父母是干什么的呀？”我说：“我是河北石家庄人，父母都在中国科学院石家庄农业现代化研究所工作，都是解放前参加革命工作的党员知识分子。”当我提到父亲张尔翼是高级畜牧兽医师的时候，他说：“我对你父亲有印象啊。我在正定当县委书记的时候，请过好几批专家，其中就有你父亲。”他这么一说，一下子把我们两个人的距离拉近了很多。 当他得知我刚从预备党员转为正式党员，还担任了厦门大学经济系团总支副书记后很高兴，说：“好！年轻人就应该要求进步，积极入团入党，利用一切机会锻炼自己。要艰苦朴素，要自找苦吃啊。” 临走时，习近平同志说：“我刚来厦门，认识的人也不多。你周末没事欢迎过来聊一聊，我很想了解你们大学生都在学什么、想什么、做什么。”他说，他们那个时代的大学生都是有过社会实践经历的，而80年代的大学生不一样，都是校门对校门，基础知识比较牢，但缺乏社会实践锻炼，想法和行为都有很大不同，这方面他想好好地了解一下。他当时说的一段话，我至今记忆犹新：“年轻人不能认为进了大学就进了保险箱，就等着将来直接分配到机关，一定要多接触社会，补上社会实践这一课。你们虽然读了很多书，但书里有很多水分，只有和群众实践结合，才能把水分挤掉。要给书本上的知识挤挤水，才能得到知识干货。” 采访组：您怎样理解习近平同志当时提倡青年人要“自找苦吃”？这对您的人生有何影响？ 张宏樑：要说对我做人影响深远的，就是习近平同志多次讲到的要“自找苦吃”。他说：“我对自己的首要要求就是自找苦吃。”我觉得这就是他的人生观。再一个原因应该是梁家河那段下乡经历对他的锻炼成长影响很大，是切身感受，也是肺腑之言。 记得后来，他跟我回忆了很多知青时候的事。其中一个就是大冬天下到粪池里起粪，这是当时农村最苦的活。因为冬天粪池里结着冰碴，但也得下去起粪，一方面需要沤粪，再一个粪池快满了，不起出来也装不下。习近平同志对我回忆说，去起粪就得把鞋子脱了，把裤腿挽起来，光着脚跳进去用铁锹一锹一锹往上起，冰碴把腿和脚划出一道道血印子。他当时只有十几岁，个子不够高，身体也不够强壮。起粪的时候弄得满身既有汗水又有粪尿，混在一起，又湿又臭，冷风一吹，全身冰凉。粪池里不仅脏，还散发许多恶臭的有害气体，令人窒息，越到后面越难受，既考验体力也考验毅力。但这个活他干得最多，每次都是第一个主动跳下去抢着干。他在别的地方也提过，下乡要过五关：跳蚤关、饮食关、生活关、劳动关、思想关。劳动关是关键的一步。他说，只有跨过了劳动关，树立了“自找苦吃”的想法，才能砥砺思想，让你的思想更加靠近老百姓，也让老百姓更加信赖你。 说实话，当时我对“自找苦吃”这四个字理解得还不深。后来，我特意去了一趟梁家河。当我亲眼看到习近平同志在梁家河插队时建起的全省第一口沼气池，听到当地村民中传颂他在梁家河为民造福的故事，终于体会到青年时的他真的是做过那些最脏最累的活才知道农民最需要的是什么，才能和农民打成一片，感情也才更加深厚；我也真的“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联系群众”，对习近平同志提倡的“自找苦吃”理解得更透了。在后来的人生路上，我时刻提醒自己，有苦吃是机会，要坚持多学多干，多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自己。 采访组：听说习近平同志还与您的老师和同学们讨论过《资本论》，请您谈谈这方面情况。 张宏樑：习近平同志很关心我们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经常问我，厦门大学伙食怎么样？同学们能吃得饱、吃得起、吃得好吗？然后问我家里每个月寄多少生活费，都有哪些花费？班上开了什么课？等等。当得知我们系开设《资本论》原著课程时，他还多次与我分享在梁家河阅读《资本论》的情景和感悟。 《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作。中国最早翻译《资本论》的学者王亚南先生曾任厦大经济系主任和厦大校长。所以，厦大经济系对《资本论》原著的学习非常重视，把《资本论》三卷原著列为必修课，每学期安排一卷，分三个学期学完。这在当时全国高校经济类本科教学中绝无仅有。 我对习近平同志说：“虽然学习《资本论》原著很吃力，但同学们的积极性都很高，收获也很大，再学其他理论课程，特别是西方数理经济学，就很轻松了。” 习近平同志听完之后说，你们本科生学习马克思主义原著是一个非常好的做法，学原理、读原著是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最佳方式，也是学习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最有效的方式。你们经济系坚持了这么多年，做法很好，对学生的成长和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形成肯定会非常有好处。 他接着说，我在下乡的时候就通读过三遍《资本论》，也记了很多本笔记。我读过几个译本的《资本论》，最喜欢的是郭大力、王亚南的译本。内心也很敬佩他！因为王亚南先生不但是翻译家、教育家，还是经济学家，对《资本论》的理解很通透。不止是翻译《资本论》，王亚南先生还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旧中国经济形态进行了深刻剖析，发表过一系列很有影响的著作，包括《中国经济原论》《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等，我也都读过。 后来，习近平同志让我联系学校，专门抽出时间到校参加了以“《资本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实指导意义”为题进行的一次小范围座谈。学校的一些青年教师和学生有幸参与了这次座谈。 参加座谈的教师对《资本论》研究水平都很高，某句话在《资本论》哪章哪节哪页，前面讲的什么，后面讲的什么，前后如何结合起来理解等等，都装在脑子里了。跟厦大的老师们座谈《资本论》，要是没读过几遍原著，没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坚实的社会实践，还真难以深入交流下去。但习近平同志很早就反复阅读过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老师们交流起来深入浅出，得心应手。他说起来既有理有据又生动透彻，因为他有扎实的实践经验，能够理论联系实际，理解得比我们深刻得多。对习近平同志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对社会的广泛了解，特别他就《资本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当时特区改革开放的指导意义谈的几点意见，我相信参加座谈会的青年教师和同学们都会有深刻的印象。 记得习近平同志当时还讲到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和叔本华，以及当时流行的萨特存在主义等等。因为当时我还是个学生，知识不够系统，对习近平同志讲的内容记忆不是很清晰了，但有一点记忆犹新，那就是对一位年轻的市领导能如此全面系统地掌握《资本论》而感到敬佩。 采访组：您在厦大读书期间，和习近平同志还有哪些交往交流？ 张宏樑：我们之间的交流还是比较多的。我经常在周末休息的时候到宿舍去找他，一直到我毕业离开厦门。我还跟着他到厦门的贫困村进行过一次调研。那是1986年初夏的一个周末，习近平同志说：“今天我带你去海边看个贫困村，离你们厦大不远。”那天他没带秘书，让司机开着车直接去了何厝村。 何厝村地处厦门海防最前线，与当时国民党军队占领的小金门岛隔海相望，最近相距才4000多米，用望远镜就能看得很清楚。当我们的车停到何厝海边的小路时，习近平同志笑着对我说，那边国民党士兵肯定用军用望远镜观察着咱们呢。 由于何厝村是海防最前线，很多年来渔民不能自行出海打鱼，生活比较贫苦，与厦门特区经济发展反差很大。习近平同志了解到石斑鱼在香港卖得很贵，也适合在厦门沿海养殖，他有一次到何厝村调研时，就提议何厝村养殖石斑鱼。我们去看的时候已经养成出箱了。记得何厝村支书跟习近平同志汇报，鲜活的石斑鱼出口香港能卖到300多块港币一斤。那个时候港币比人民币的汇率比现在高，村民因为养殖石斑鱼，收入增加不少，经济效益显著。 习近平同志听了情况汇报后非常高兴，也非常欣慰，并进一步指出，解决温饱问题只是初步，还要想着产业发展，提出下一步村里要发展对金门岛的观光旅游业。 调研结束时，村支书一定要请我们吃一条石斑鱼，说是让我们尝尝为什么石斑鱼能在香港卖得这么贵。我是第一次吃石斑鱼，感觉特别好吃，或许是因为心情好、价格贵才觉得味道鲜美吧。吃完鱼，习近平同志笑着对村支书说，这条鱼我可不能按香港的价格付钱啊，一是付不起，再说我也没有港币啊，说着掏出工资付了鱼钱。 这是我亲眼见证的习近平同志抓扶贫的实例。调研中，他说，我们国家扶贫的任务还很艰巨，一定要关心群众疾苦，扶贫工作要因地制宜，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靠岛吃岛。村里要发展有本地民俗特色的乡土农家住宿和渔家餐饮，比如全鱼宴。还可以开展对金门岛的观光旅游，让我们的渔民开着渔船，带着游客，到金门岛附近，来一个近距离的金门岛观岛游，回来后再吃上一顿当地风味的渔家宴，住上一晚农家院，游客一定很多。摆脱贫困要长期抓下去，才能见到效果，不解决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问题是无法向老百姓交代的。 采访组：我们听说您后来回老家开展社会实践调查，习近平同志还给予了很多支持。请您谈谈这方面情况。 张宏樑：1986年初，快放寒假的时候我去看他，并告诉他我准备回老家开展社会实践。习近平同志很高兴地对我说，好啊，我支持。他说，旅游业作为正定县第三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我调走的时候才刚刚起步。旅游基础设施初始投入比较大，投资回收期较长，但方向肯定是正确的，你回去专门就正定旅游业的发展搞个调研，回来跟我说说，看看还需要我做哪些工作。 我回到石家庄，很快赶到正定联系上了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及资料组、信息组的三位同志，这三位同志都是习近平同志在正定时的县委办工作人员。我向他们介绍说，习近平同志非常惦记正定的经济发展，特别是旅游产业和荣国府项目的情况。我准备结合“旅游经济学”课程要求，做一个正定旅游产业发展现状和展望的实习调查，请你们多帮助。他们三位首先领我到县委办公室资料室，把习近平同志在正定时的调研文章、讲话稿和起草的公文都找出来，我一眼就能辨认出那些稿子都是习近平同志亲自起草的，字体方正、遒劲刚毅、一笔一画、力透纸背。我一晚上没睡觉把相关的稿子都认真拜读了一遍。文稿思路非常清晰，可以看出习近平同志在抓好眼前工作的同时，也长远谋划正定几十年之后的发展。 第二天，我向这三位同志了解正定旅游业具体情况。他们三位介绍说，正定是我国北方著名的文化古城，1983年习近平同志来正定不久就开始酝酿发展正定的旅游业，恰逢中央电视台筹拍大型电视连续剧《红楼梦》，需要建造一个荣国府，习近平同志就积极争取项目落地正定，并考虑借此机会建成实景，为正定县留下一处永久性的旅游景点。 正定历史上是农业大县，一些同志对发展旅游业还有疑问，认为一是没经验、没人才，二是建成了也怕没人来、包袱大。习近平同志认为，随着经济增长和人们文化生活需求的提高，旅游业肯定会有一个大的发展，这个机会不能错过。他和其他县领导积极做工作，说服了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县委很快作出了兴建荣国府和常山公园的决定，为正定县旅游事业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短短两三年时间，这些旅游景点的门票收入就快速增长，实现了经济效益和文化效益两方面的丰收。 调研期间，著名京剧演员杨春霞出演的《杜鹃山》正好来正定演出，这在以前的正定县是不可想象的。演出的常山影剧院，也是当年在习近平同志领导和关注下新建起来的。由于观众非常多，我记得我们坐在最后一排观看演出。从这件事就看得出来，正定的文化旅游已经起步了。 回到厦门之后我就向习近平同志详细汇报了正定旅游产业发展现状，虽然才起步，但势头很好，用不了几年就会上一个大台阶。他听了很高兴，同时指出，荣国府项目只是一个开始，不能孤立地看，不是只为拍一部《红楼梦》而建荣国府。将来正定旅游业大发展，不能光靠卖荣国府、大佛寺门票，如果这样，人家看一圈就走了，一定要吸引来旅游的客人在正定吃特色餐饮、购土特产品、看当地戏曲，留住一个晚上，只有这样搞旅游产业，人流链、资金链、服务链才能一环扣一环，周转起来，形成旅游文化产业链，才能把石家庄、北京、天津甚至更远的客人吸引来，形成正定特色的文化历史旅游。 习近平同志又亲自总结了几条，提笔给他的继任县委书记写了封信，就如何进一步发展正定的第三产业特别是旅游文化产业谈了意见，建议全县同志一定要团结一致，统一思想，紧紧抓住旅游产业不放手，发展成正定县的支柱产业。 记得后来习近平同志还跟我说起，继任县委书记收到信后，还特地由上述三位同志中的一位陪同，到厦门看望了习近平同志。 采访组：在这次社会实践中，您有哪些收获？ 张宏樑：这次社会实践对我影响很大，我在校主修的旅游经济学终于在实践中有了思考和应用，特别是正定发展旅游产业的生动实践，习近平同志重视第三产业、重视旅游产业与当地人文相结合的思想，成为我实习论文的核心内容，并受到老师的好评。 后来，我发现在习近平同志亲自主持编制的《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专门把旅游作为附属篇，提出来把旅游作为重要的发展方向。 采访组：我们知道您后来毕业论文的选题也与河北正定有关，是否也受到了习近平同志的影响？ 张宏樑：是的。我的大学毕业论文，从选题方向到题目、结论都得到习近平同志的指导甚至亲自修改。 1987年初，我请教习近平同志如何确定大学毕业论文方向。我说想去调查了解一下石家庄市造纸厂，当时这个厂的厂长马胜利承包经营的经验正在全国大力推广，就此深入研究一下工业经济。但习近平同志建议我说，你还是回正定农村了解一些情况，研究一下那里的土地如何集中的问题吧。 习近平同志说，根据他在正定和在厦门工作的情况看，农业集约化是农业机械化的前提，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也是农民脱贫增收的必由之路。农业没有集约化就发展不了农业的现代化，农民就摆脱不了土地的桎梏，农村发展不了第三产业，也不能实现半城郊化、城镇化，不能实现农民增收。他希望我做个调查，也顺便带给他一些正定农村的信息和情况。 原来，习近平同志在1984年就提出正定县要走“半城郊型”经济的发展路子。这是一个介于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之间的中间型经济。基于正定紧邻石家庄的实际，习近平同志提出二十字发展方针，即“投其所好，供其所需，取其所长，补其所短，应其所变”。这就需要把农村土地集约化，把闲置的劳动力转化到为城市服务的第三产业中来。当我在正定做了初步调查和了解后，我才明白了为什么习近平同志让我来正定了解土地集约化经营问题，因为他还深深惦记着正定的发展，惦记着农民的收入，惦记着探索城郊县经济发展的新路。 这个选题得到了我的指导教师的肯定。结合所学习的理论知识，我就正定县土地现状、土地集约化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和实现的步骤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和探讨，写出了关于正定土地集约化的毕业论文初稿，题目是《浅析我国农村土地集中问题——从河北正定县土地如何实现土地集约化谈起》。我把论文初稿送给习近平同志审看，他看后表示基本认可，说：“你作为一个快出校门的大学生，情况了解得不错，也具备基本的理论知识，但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实事求是，才能提出切实可行的分步办法。”他指出，在现有的土地所有制、承包制和户籍制度下，如何促进土地集中，这不是简单的课题，不能脱离实际想当然，不能一蹴而就靠理论。所以，你这个论文的题目应该改为“从土地集中‘难’”谈起为好，提出一些解决土地集中难的分步办法。他的一席话让我茅塞顿开，于是，我将毕业论文题目改成《浅析我国农业土地集中问题——从河北正定县土地集中难谈起》。 最终，我的毕业论文取得90分的高分，我的指导老师给我的评语是：“本文以河北省正定县的实际情况为依据，论述我国农业土地集中的意义、条件、途径及其存在的问题，内容体系新颖，理论联系实际，论述由浅入深，有较强针对性，有独立见解，对我国农村经济实践有一定指导意义。”我知道，能得到这样的肯定，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习近平同志的悉心指导，他的很多重要观点给我的论文大大加分添彩。 从指导我论文这件小事就能看出，习近平同志非常重视农业和农村工作。他任福建省长时，还特意请我的这位指导老师到省政府作农业经济专题讲座。后来，习近平同志在其博士论文《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中也深刻指出，中国农村市场化改革是建立和发展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取向，是突破农村改革和发展瓶颈制约、开创农村改革和发展新局面的重大举措，是实现农业现代化不可缺少的重要前提。 习近平同志也一直非常关心正定的发展。1993年3月，习近平同志到河北考察，他把我叫到他住的酒店，让我陪他一起回了一趟正定。记得还跟三位县委办的同志见了面，习近平同志对那些一起工作过的干部都很挂念，很有感情。 采访组：在您大学毕业回石家庄工作前，习近平同志都和您说了什么？ 张宏樑：1987年7月9日，我毕业回石家庄的前一天晚上，去跟习近平同志道别，请教他还有什么需要指导和嘱咐的。习近平同志对我说，你工作后一定要下基层工作，不能总待在上级机关，不要把基层当大车店，至少要踏踏实实干上两三年，一个事情踏踏实实干上几年才有可能出成果。“不要把基层当大车店”，是他很有特点的一个说法。他说，我在梁家河的7年，正好是你们上高中、上大学加在一起的时间。我上的是梁家河的高中、梁家河的大学。上了这个高中和大学，对老百姓才会有很深的感情。你们一定要下基层，才能培养出对老百姓的感情，才能提高自己，干出实事，做出实效。 临行前，我对他说：“我的毕业纪念册，您给题个字吧。”他高兴地说：“好啊，我先看看。”他拿着我的毕业纪念册一页一页地翻，仔细看了每个老师和同学的毕业留言。当他看到我自己的留言是：“沉下去，绝不沉沦；浮上来，更不轻浮。请让自然规律做我们的动力吧，用我们的年轻做最大的资本。”他抬眼看了看我，点了点头，似乎还算满意，然后他说：“我给你写八个字吧。” 他拿起平时常用的圆珠笔，写下了“志存高远，行循自然”八个字，题上了他的名字和时间。我感觉，习近平同志书写的时候很用力，写完之后，他说：“这八个字，你要好好体会，立志的同时，要务实、要实干。” 写完后，他又拿过我的笔记本，在上面写了十几个同志的名字和电话，让我回石家庄后代他去看望，其中包括吕玉兰等同志。他说：“这些同志都帮助过我，你回河北代表我去看望他们，谢谢他们，也把他们的情况写信告诉我。” 那天习近平同志还说，你既然回了石家庄，在把学习工作安排好的同时，抓紧把婚结了，一个是让你女朋友晨霞和她家里放心，再一个你要是25岁之前结了婚，25岁就有了孩子，这样你们年轻，精力旺盛，很轻松就把孩子带大了，对晨霞的身体影响也小。特别是你到了50岁时，正是最有经验和精力干事业的时候，孩子25岁大学毕业了，没有任何负担，你们俩都可以专心继续干事业，而且还形成了影响教育下一代人的良性循环。 他接着说，其实我们社会的传承也是这个道理，将来你们年轻人走向社会，在工作中要多向大你们十几二十岁的人学习，他们有经验有能力，能够带领你们更快成长。将来你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到了40多岁，也要重视对小你们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的培养，这样就形成三代人上下传承，承前启后，绵延不绝的奋斗过程。 采访组：请谈谈您对习近平同志“勤俭持家，低调做人”的家风的感受。 张宏樑：习近平同志是个非常朴实的人，在厦门我们接触的这段时间里，他基本上都是天天走路或骑自行车上下班。按说他是可以有公车的。他对身边人也关怀备至。记得1986年冬天，天气特别冷，我寒假回石家庄过春节，习近平同志把他的军大衣借给我。他说：“你坐火车，还要倒车，穿军大衣会暖和些，我坐飞机回北京，穿夹大衣就够了。” 三天后，我到他北京的家里把军大衣还给了他。在他家，我感受到了“勤俭持家，低调做人”的优良家风。很幸运的是，那天我还见到了他的父亲习仲勋同志。习近平同志特意请习老来到客厅，向老人家介绍我：“这是我在厦门认识的小朋友。”习老握着我的手说：“好啊，他还年轻，你们要多帮帮他啊。”习老那天上身穿红色中式对襟棉袄，下身穿深蓝色西裤，满面红光，精神矍铄。 记得那天家里还有他的弟弟习远平。习近平同志介绍说，你们俩年龄接近，更能聊到一块。习远平当时正在创业，他开玩笑说他的项目很有前途，让我毕业后跟他去干，我说还是想回河北政府机关工作。习近平同志听了我们的对话，严肃地对我们说：“宏樑毕业后好好去基层锻炼，别想马上去什么大公司发财的事；远平干公司就好好干，别想回政府机关，做生意也别想着跟政府掺和。总的一句话，想发财就别想当官，想当官就别想发财，别想两全其美，‘鱼和熊掌不可得兼’，两个都想得，那是不可能的，那会害了你们自己。”这段话对我触动很大，像刻在我脑子里一样，至今记忆犹新。 那次在习家，我感到那么高层的国家领导人，家庭装饰摆设等与普通人家别无二致，大门上贴了春联，家里充满其乐融融、喜气洋洋的气氛，透出浓浓的年味。院子里堆着北方人过冬常备的白菜、萝卜和大葱，客厅也只摆着几盘花生、核桃和糖果。习近平同志让我坐火车帮他拎回来的一兜子漳州芦柑，就是最好的时令年货了。 习近平同志出身高干家庭，但做人非常低调，心里总想着为百姓做事。在交谈中，他时常说，咱们为老百姓干事，不能有只追求自己生活快乐的思想。大学生也一定要丢掉这种思想，扑下身子为老百姓工作。他曾经多次跟我说：“我自己把‘自找苦吃、为老百姓做事’作为第一信念。尽管会有很多坎坷，每天都经历不同的挑战，除非身体不行了，除非不让我干了，只要没有这两种情况，我都会坚定不移走下去。” 习近平同志做事非常认真，也很注重细节。他说，在军委工作时，首长下午要去一个地方，我对北京路熟，也知道怎么好走，但仍然要利用中午休息时间请司机跟我跑一趟，怕修路或改路了，耽误首长时间，亲自跑一趟才放心，这是细节。你做人做事都得有这个细节意识。 采访组：看来您在厦门和习近平同志的交流还是很多的，您还能否回忆一些有趣的生活片断？ 张宏樑：好！我那时候经常利用周末去他宿舍找他，一直到我毕业离开厦门。习近平同志是北方人，特别喜欢吃饺子，厦门的餐馆没有卖饺子的，只有一种类似饺子的“扁食”，但味道很不一样。有空的时候，我们就在他宿舍，自己动手包。他准备大白菜、猪肉，我就负责剁馅儿、调馅儿、擀皮儿，然后大家一起包饺子。他吃得特别香，说：“还是北方的饺子好吃！可比吃‘扁食’过瘾多了！”还夸我馅儿调得不错。 还有一件事让我印象深刻。1986年中秋节前的一天，习近平同志骑着自行车，带着两盒月饼到厦大学生宿舍芙蓉二找我，说是单位发的，一个人也吃不了，请同学们吃月饼，一起过节。同学们都远离父母家乡，看着有这么大一个领导自己带来月饼给我们过节，都非常开心，都说没想到堂堂一个副市长能像大哥哥一样亲切。 采访组：我们相信，与习近平同志的那段交往是您不可多得的经历。您讲的这些事情，您所了解的习近平同志当时的那些思想，对当代青年人特别是大学生有哪些指导意义呢？ 张宏樑：接受你们的采访，回忆起很多30多年前的珍贵往事，对我自己的灵魂也是一次洗礼。因为这些亲身经历，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我今天理解得就更深入一些。 我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划时代的伟大思想，主要由四重维度组成：从时间上讲，习近平同志几十年来艰苦实践，一以贯之；从广度上讲，他亲身经历了中国大多数阶层和行业，不屈不挠，上下求索；从高度上讲，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中国发展作出新贡献；从传承上讲，他传承红色基因，受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培养指导和中外历史先进文化的熏陶。伟大思想从四个维度与中国实际情况牢固而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所以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包容力、指引力和传承力。 习近平同志一直以来非常关心青年成长。他指出：“广大青年要坚定理想信念，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勇做时代的弄潮儿，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在为人民利益的不懈奋斗中书写人生华章。”今天我回想起30多年前和习近平同志的交往经历，对于我个人来说是一场难得的心灵洗礼，是一次珍贵的党性教育。他的谆谆教诲和嘱托就像春雨沁人心脾，像清泉洗涤人性，像春风唤醒绿叶，像闪电激荡尘埃，对当代大学生肯定会有重大指导意义。我坚信，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新一代中国青年，一定能够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变为现实，一定能够成为合格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转载自2019年8月12日《学习时报》） |
那年冬天的一天，分管文教宣传工作的近平同志来到深田路46号厦门日报社，问遇到的人：“陈慧瑛同志在哪里？”见到我以后，我们简单聊了一会儿，发现他非常和蔼可亲，言谈儒雅，很热爱文学，对古今中外的文学著作非常熟悉，令我十分敬佩！由此，开启了我们之后几十年的“布衣之交”。近平同志业余时间就邀请记者、作家、文学青年在一起，谈文学、谈艺术。他博闻强记、学识渊博，和大家亲密无间，我们也从不把他当官员看待。 采访对象： 陈慧瑛，女，1946年生于新加坡，归侨，散文作家、诗人、教授。1967年厦门大学毕业后到太行山插队劳动6年，1978年至1988年任厦门日报社文艺副刊主任编辑、记者，1988年至2007年任厦门市人大常委、侨港澳台外事宗教民族旅游委员会主任，1992年至2002年任福建省人大代表。 采访组：陈主任您好！习近平同志在厦门任副市长期间，您是厦门日报社文艺副刊主任编辑、记者。您和他是怎样认识的？请您谈谈你们第一次见面时的情形。 陈慧瑛：近平同志是1985年6月从河北省正定县来厦门任副市长的。对这位年轻的副市长，我有着真诚的崇敬和刻骨铭心的记忆。 1985年，我已经在厦门日报社工作了8年。因为当时特区刚刚兴起，我在副刊当文艺编辑，一边做编辑工作，一边主动采写新闻当记者，几乎每周都有一篇比较大的文章刊登在《厦门日报》上，当时很多人喜欢读我的文章。那年冬天的一天，分管文教宣传工作的近平同志来到深田路46号厦门日报社，问遇到的人：“陈慧瑛同志在哪里？”人家告诉他我在5楼，他就噔噔噔地上楼来。见到我以后，人家给他介绍：“这就是陈慧瑛。”他听了，很高兴地伸出手来和我握手，满面笑容地说：“你就是老陈啊！你的报告文学、散文还有散文诗都写得很好，我很喜欢，你为宣传特区的人和事做了很多工作。” 近平同志来到厦门的时候是32岁，当时的我还不到40岁。见到一位素昧平生的年轻人这样鼓励我，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我本以为他是来投稿的，报社的同仁告诉我，这就是习副市长。他穿着白衬衫和外套，很帅气、很年轻，个子很高。我们简单聊了一会儿，发现他非常和蔼可亲，言谈儒雅，很热爱文学，对古今中外的文学著作非常熟悉，令我十分敬佩！由此，开启了我们之后几十年的“布衣之交”。 直到现在，我和近平同志一直保持着联系，包括和彭丽媛同志——当时我叫她小彭，现在叫她彭主席，因为她是全国文联的副主席，我的本职工作是市人大侨港澳台外事宗教民族旅游委员会主任，也是厦门市连任五届的文联副主席、作协主席。近平同志在福建将近18年的从政岁月里，由于工作、生活上接触的方方面面，我对他既具有雄才大略又特别珍重情义的特质，有着极为深刻的记忆。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非常喜欢读书，也爱好文学。他和您有过文学方面的交流吗？ 陈慧瑛：近平同志业余时间邀请记者、作家、文学青年在一起，谈文学、谈艺术。他博闻强记、学识渊博，和大家亲密无间，我们也从不把他当官员看待。他自己也写诗、随笔和小说。你们可能想象不到，他竟然写过电影剧本。 1986年初春的一天，时任北京《中国工人》杂志社主编的郭晨同志是位作家，也是我的朋友，从北京到厦门来，除了向我约稿，还请我带他去见近平同志，他们原来就曾相识。 厦门日报社在厦门深田路，近平同志住在图强路，离得很近，拐个弯就到了。到了他家，我们交谈甚欢，谈文学、谈艺术，谈北京、谈厦门，可谓无所不谈。后来了解到在北京工作时，近平同志和郭晨一起创作了一部电影文学剧本，名叫《基督医生》，分6期连载在1986年5月至6月的《厦门特区文学报》上。 采访组：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当时关心文艺工作者的故事？ 陈慧瑛：近平同志对文艺工作者确实非常关心。我就讲两个我自己亲身经历的小故事，一个是要车，一个是要房。 1986年冬天，厦门市文联主席对我说：“我们文联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几十年了一辆公车也没有，年纪大的艺术家们每次开会、参加活动都很不方便，特别是遇上刮风下雨就更麻烦了。你和习副市长熟悉，能不能请你将情况报告给他，让他给文联批一部工作用车。”我当时兼任市文联副主席，觉得这也是分内之责，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向近平同志请示。没想到他一听，马上露出非常关切的表情，问我：“真的几十年都没有一部公车吗？”我回答，确实没有。他说，那就请文联写个报告来吧。后来，他真的把文联的报告批给市财政局。两周之后，市文联就领到了第一部公车——12座的丰田面包车。 过了不久，市文联又希望通过我向近平同志给文联申请几套福利房。本以为刚刚要了车，又去要房，他会拒绝。可没想到，近平同志很认真地向我了解市文联现在各级干部住房情况和具体困难，然后就在市文联的报告上作了批示。大概一个月，市里就为文联划拨了3套职工用房，一套给了文联的老主席，一套给了资深的老编辑黄登辉同志，还剩下一套分给一名新来的职工。 采访组：您说您和习近平同志是布衣之交，您能说说你们之间的一些交往细节吗？ 陈慧瑛：最能体现我与近平同志布衣之交的，就是我两次为他送行的事情。 第一次是1988年，他调离厦门前往宁德工作的时候。 有一天，我到漳州市龙海县采访，大概晚上6点，当地同志告诉我，县委办有我厦门来的长途电话。我一听，以为家里有事，急忙赶到县委办公室，拿起电话，问：“您是谁啊？”电话那头传来近平同志的声音：“是我，我打电话来向你告别。”我先问他怎么知道我在龙海，他说他打电话到我家，我爱人老吴告诉他我到龙海来采访了。他跟我讲：“组织上要调我到宁德去，明天就走。” 我一听马上就说：“那我赶回去为你送行！”但近平同志说：“龙海开船要有潮水，明天要下午涨潮时才能开船，我明天上午就离开了。陈大姐，以后你到宁德来看我吧。”为了能赶回厦门送行，我决定连夜乘车，取道漳州回去。第二天一早6点多，我赶到图强路近平同志宿舍。他一看到我，快步走过来，两手与我紧紧相握，又惊又喜。正式分别时，近平同志一再嘱咐说：“大姐，到宁德来看我！”那一刻他很淡定，很平和，我在他的目光里面看出了他对厦门这片土地的眷恋。 第二次送别是在他从福建省长任上调往浙江时。2002年10月10日上午10点多，我正在市人大办公室上班，忽然接到近平同志秘书打来的电话，说：“省长交代我告诉你，明天中午一点钟，他就乘飞机去杭州上任了，今后你去浙江，一定要去看他。”我就问他，习省长去了浙江还是当省长吗？秘书告诉我，任代省长。 我听了之后，真的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毕竟浙江与福建相比是江南大省，这是荣调，我真诚地为他高兴；但是如此爱民、如此优秀、如同亲人一般的近平同志要离开福建了，我心中的留恋和难过，也实在言语难表。当时厦门还有一位同志听说了近平同志要去浙江的消息，与我约定一起去送行。第二天清晨，我们从厦门赶到福州，在省委大院见到了近平同志。他握着我的手说：“大姐，你来了我很高兴。”随即交代秘书去沏茶。他又说：“大姐，我要到杭州去了，不知道你有什么指导意见？”我说：“不敢不敢。我们冒昧从厦门赶来，您临行前又百务交集，我们看你一眼就走。”他连说不着急，又请我们喝茶。随后，他让秘书给我们照了合影。 采访组：请您谈谈您与彭丽媛同志是怎样结下深厚文缘和友谊的？ 陈慧瑛：我与彭丽媛的文缘和友谊，起于近平同志帮我请彭丽媛来厦门演出。 1988年10月，厦门市人民广播电台和厦门悦华酒店决定联办“我爱厦门”文艺晚会，在准备邀请的中国歌坛精英的群芳谱上，第一位就是彭丽媛同志。可是电台台长、副台长两次到北京去邀请，要么是彭丽媛正忙，要么就是失之交臂，非常遗憾。 他们知道我和近平同志熟悉，就上我家来说：“慧瑛同志，请你给习书记打个电话，让他帮我们请彭丽媛同志到厦门来演出吧。”虽然有些畏难情绪，但我还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在家用座机给近平同志打了电话。 近平同志接起电话，听我讲了事情的原委之后说：“你电话打得真巧，小彭昨晚刚从北京回来探亲。我一定让小彭去。”然后他举着电话，对身边的小彭讲：“大姐来电话了，请你到厦门去演出，我替你答应了。”随后又让小彭来跟我讲电话。我和小彭通电话的时候说：“厦门人民特别欢迎你呢！明天就派车子去接你过来。”彭丽媛连说：“不要不要，千万不要，我就坐大巴去。”我说那怎么行，从宁德到厦门要八九个小时的长途汽车呢。但她还是坚持，说：“大姐，别劳民伤财了，我就搭长途汽车去！” 果然，第二天下午大概五点多钟的时候，小彭就坐着大巴风尘仆仆来到厦门，我和我爱人老吴还有电台台长一起去长途汽车站接她。我们一再问她累不累，她笑呵呵地连连摆手，说：“蛮好的，不累！不累！”这位风靡九州，饮誉欧、亚、美几十个国家的著名歌唱艺术家，留给我们厦门人的印象是亲切、朴实的，一点没有名人的傲气和架子，所以，我们和她的心一下子就贴近了。 （下转第二版） （上接第一版） 晚会上，彭丽媛唱了《在希望的田野上》《苏三起解》《掌声响起》，她每唱一支歌都是掌声不断，一再谢幕都下不来，只好一支歌一支歌接着唱。厦门的百姓不论男女老幼，全都沉浸在艺术海洋里，深深感受到她的歌声里充满温情，充满爱意。那一天，掌声雷动、万众欢腾的场景，至今仍然历历在目。 那次演出临别时，彭丽媛对我说：“我爱厦门，厦门是我的第二故乡，这儿曾经留给我许多美好的回忆和难以忘怀的往事，将来我一定争取机会，再来向厦门人民献歌。”她评价说厦门的观众是一流的，她走过很多地方，很少看到一个城市具有这样广泛的富有艺术气质的观众。 采访组：我们知道，您后来还为彭丽媛同志写作了《亭亭玉荷溢芳馨》一文，请您讲讲这篇文章的由来吧。 陈慧瑛：说起《亭亭玉荷溢芳馨》这篇文章的由来，我先要说说近平同志和彭丽媛那段感人至深的婚恋。现在所有谈他们俩婚恋的文章，大都是从我30年前撰写的这篇文章脱胎而出。 1988年10月那次与彭丽媛相会后，我们就成了朋友。在台下，彭丽媛是一位天真烂漫的大学生——那时候，她还在读研究生，谈吐风雅谦和，举止彬彬有礼，一点没有所谓的“歌坛天后”“耀眼明星”那种气势，留给我的印象非常美好。 当天晚会过后，我们在餐馆吃饭。我说：“为了艺术，你不断劳累奔波，回一趟家也不容易呀！”她对我说：“是啊，所以近平挺苦的。我不在身边，他的工作挺忙，一个地委书记，牵挂着千家万户，哪里顾得上照顾自己？所以，只要一有机会，我就到他那儿去，给他做几顿可口的饭菜，调剂一下生活。”我很惊讶，说：“你会做饭？”小彭说：“会呀，不仅会做，而且还每天变着花样，有时也和近平一起磋商菜谱。” 在彭丽媛眼中，近平同志虽然是中央领导人的孩子，但他从不摆架子，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很有事业心，也很能吃苦。他的许多同学都出国赚钱去了，他也不是没有条件出去，但他选择了一条更艰难的路，选择了当人民公仆的路。彭丽媛说，我不仅爱他，还可以说是崇拜他。有时候我想，我应该到他身边去，这样起码他的生活有人照料。但他不愿意我放弃音乐事业，他希望我在艺术的山峰上继续攀登。因此我们不得不常常像牛郎织女一样分处天涯海角。 听了小彭一席话，我的心被深深感动了。想不到这样一位声名显赫的艺术家，既是一位目光远大、胸襟开阔的智慧女性，又是一位温婉体贴、贤惠能干的贤妻。小彭还告诉我：“去年我们在厦门结婚，新房就是那个旧宿舍，你去过的。”我马上回答说：“我知道，是图强路宿舍。”她说：“是呀，旧宿舍里的家具也全是旧的，我们没有再增添什么，一切简单朴素，一床旧棉被就结了婚。婚后第四天我回北京参加艺术节，然后访问加拿大、美国。我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读书、写论文、演出等，占据了我绝大部分时间，但我不论走到哪儿，心里总是牵挂着近平！” 小彭还说，有的女性从事舞台艺术，丈夫不愿意，可近平一点也不狭隘，特别理解和支持她的事业。近平的家人也很喜欢她，一再勉励她在艺术领域发愤图强、精益求精。 1989年春天，广东《家庭》杂志向我约稿。当年《家庭》杂志是全国十大期刊之首，发行量500万份。我就1988年与彭丽媛美好相逢的往事，写下了这篇《亭亭玉荷溢芳馨》，发表在这本杂志1989年第6期上，引起较大反响，被评为当年《家庭》最佳作品第一名。 文章发表后，我并没有告诉近平夫妇，当然更没有寄杂志给他们。1989年7月的一天，我意外地接到彭丽媛从福州打来的电话，她说：“大姐，我到福州来了，谢谢你给我们写了那么美好的文章，我们看了都非常感动！近平要我打电话谢谢大姐！”我听了以后，说：“我没寄杂志给你，你又那么忙，怎么能看到文章呢？”她说：“是我妈妈寄给我的。”后来我了解到，是齐妈妈寄给彭丽媛的。她接着说：“妈妈说，‘有一位作家给你俩写了篇文章，写的很好，特地寄给你们读一读’。”我听了她的话，说：“小彭，我写这篇文章，是要弘扬一位艺术家感人至深的人文精神，要赞美近平同志这种深得人心的领导风范。” 采访组：在您和习近平夫妇接触交往过程中，还有哪些令您难忘的回忆？ 陈慧瑛：有很多，我讲几个小故事吧。 第一个故事叫“年年贺卡飞南北”。近平同志自1988年春离开厦门到现在，转眼30年了。每一年新年前夕，我都会给他寄贺卡，同样的，每年的元旦春节也都会收到他给我的贺卡。无论他在宁德当地委书记，在福州当市委书记，在福建省当省长，在浙江省当省长、省委书记，还是在北京当国家副主席，都是一如既往。有一年元旦，近平同志从浙江省政府寄来一张贺卡，春节又从浙江省委寄来一张贺卡。 特别是到了2013年元旦前夕，收到近平同志从中南海发出的贺卡信封和彭丽媛亲笔题写的新春贺卡，我的心情十分激动，难以言表！那时候，近平同志已经贵为一国至尊，日理万机，但仍然不忘故旧，那一种天高地厚的关怀，没有任何功利，只有人间的至诚，令我止不住流下热泪。 第二个故事是“齐妈妈的信”。2002年5月24日，习仲勋老前辈逝世了。一直以来，我听到了太多关于这位老人的故事和事迹，我从心底里崇敬这位正直无私、高风亮节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听到这个噩耗，我感到深深痛惜，立即发去一份唁电和一副悼联。当然，这份惋惜痛悼之心也包含着我与习近平夫妇一份年深日久的友谊，但毕竟我的文字所能表达的也只是一点微薄的心意而已。 让我想不到的是，当年的6月5日，我收到齐心妈妈从福州转来的一封感谢信，信上是这样写的： 陈慧瑛同志： 习仲勋同志病重住院期间，得到了您的真诚关心。习仲勋不幸逝世后，您表示了沉痛的哀悼和亲切的慰问。这一切，使我和孩子们深受感动，在我们最悲痛之时，体会到了深厚的亲情和温暖。在此，我们特向您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后，祝您和全家健康、祥和、快乐！ 齐心率子女敬上 2002年6月5日 第三个故事叫“文代会上泪滂沱”。2011年11月，第九届全国文代会、第八届全国作代会在京召开，也就是这一次，彭丽媛当选全国文联副主席。 我已经连续参加了6届全国作代会、文代会，前后30年。有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贵宾厅，我与夏菊花、冯骥才、杨丽萍等坐在一起，心想这回彭丽媛当选全国文联副主席，我们应该可以见到面吧。正想着，就看到彭丽媛穿着军装从贵宾室出来了。我赶快起身，想过去跟她握手，没想两位女兵一下子靠上来把我挡住。想不到这一切都被彭丽媛看在眼里，她直接上前两步，快步走过来，双手握着我的手，既亲切又热情地说：“我看到福建的代表名单上有大姐的名字，就想这回肯定能见到大姐啦！老习交代我问大姐好，问大姐全家好！” 我当时有点反应不过来，内心十分感动，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我说：“托习书记的福，全家都好。请代我们全家问他好！” 这次见面，我和彭丽媛还在人民大会堂贵宾厅留下了珍贵的合影。 采访组：您连续担任四届厦门市人大侨港澳台外事宗教民族旅游委员会主任，一直致力于推进侨务工作。请您谈谈习近平同志在厦门任副市长和后来在省委工作时是如何关心侨务工作的？ 陈慧瑛：从1987年到2007年这20年间，我连任5届厦门市人大代表、4届市人大常委，连续2届被选为福建省人大代表，另外我又在市人大连续4届担任侨港澳台外事宗教民族旅游委员会主任，分管侨港澳台外事宗教民族旅游工作。一方面，我本身是归侨；另一方面，跟近平同志较为熟悉，所以他当年在厦门、福州、福建省工作期间，对这些工作的高瞻远瞩、宏韬伟略和对侨港澳台同胞无微不至的关心关怀，福建人民记忆犹新，作为归侨和侨务工作者，我更是深深感动，受益匪浅。 福建是重要的侨乡，特别是厦门。有人说过：“没有华侨就没有厦门的历史，没有华侨就没有厦门的今天。”而且，厦门还是世界华侨领袖陈嘉庚的故乡。近平同志对这些情况是非常清楚的。所以他指出，作为地方一级党委、政府，不仅要重视、支持侨务工作，必要时领导还要亲自做有代表性的侨商、侨裔的工作。 他在福州任市委书记期间，建立了福州市三级侨情资料库，还建立了与海外200家大华侨、大客户的联系制度。他曾经专门创立“大侨务”观念——他在一篇题为《“大侨务”观念的确立》的署名文章中写道：“新时期的侨务工作要打破地域的界限，跳出侨务部门的范围，使之成为党和各级政府的大事，成为全社会共同关心、参与的大事。” 他还在文章中提出了很多侨务工作的新思路，诸如要从老一代华侨工作转向新一代。现在新一代华侨的范围很广，除了老一代华侨的后裔，很多留学归来的人也都视同归侨来对待。要做好国内归侨的工作，由送上门转向主动上门去工作。如果没有“华侨对发展起了很大作用”的整体概念，是提不出“大侨务”的理念来的。 采访组：请您再回忆一下当时习近平同志对港澳工作和宗教外事工作的关心。 陈慧瑛：近平同志对港澳同胞、港澳前途的关怀，也是一以贯之的。20世纪90年代，在国际金融危机导致港澳经济遭受重创的时候，近平同志亲自到港澳地区去，广泛接触各界人士，指出：“只要精神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后来，他在全国两会期间与港澳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座谈时强调“兄弟同心、其利断金”。他高屋建瓴的指示和身体力行的关怀，在那种经济低迷、人人自危的氛围下，给了港澳同胞，特别是金融界、商企界很大的鼓舞，为增强抗击危机信心、为安定港澳社会起了定心丸的作用。 宗教工作方面，我记得2000年省人民代表大会期间，近平同志前来听取厦门团代表的讨论。那次我就宗教旅游提出六点建议。近平同志听后说：“我同意陈慧瑛代表的六点建议。我在当副书记的时候，也分管宗教工作，始终本着‘逢庙必进，入乡随俗’的宗旨……”他话音未落，全体代表掌声雷动。他那一份平民情怀，赢得了代表们的崇敬和信赖。 我认为，无论是近平同志作为党的总书记提出的外交政策，还是他在外交中展现的大国领袖风范和人格魅力，都是前无古人的。作为一个老外事工作者，我衷心敬佩他。从20世纪90年代起，近平同志就有很多与众不同的地方。他总是能用真诚、贴心的语言，赢得其他国家的朋友、港澳台地区的同胞们和各国侨胞的心。他亲切、亲和、拉家常一般朴实无华接地气的语言，总是让你觉得他是你的朋友，无形之中就被他折服了。我想起有一次，已经是国家副主席的他到厦门调研，在湖里区金安社区，一位老人用红纸剪了一幅“福”字送给他，说“把福气送给主席”。他高兴地接过来并回答说：“也希望你们能够快乐、安康，大家一起过上幸福生活。”我们的近平同志是多么平易近人啊！ 金杯银杯不如人民的口碑，厦门人民对近平同志都带着一种真诚的崇敬和热爱。历史将证明，习近平是一位伟人！而我作为他的一位平凡的布衣之交，今天看到他已经成为举世瞩目的伟大领袖，成了全国人民无比热爱的总书记，很难用语言来表述心中刻骨铭心的喜悦和敬爱！ （转载自2019年8月9日《学习时报》） |
近平同志第一次来同安调研的时候，这里交通不便，农村道路更是崎岖不平，他提前一天晚上来到同安县城，住在县招待所。第二天一早七点半，我们就在他的带领下，从县城出发到农村和周边海岛开始深入细致地调研。每到一个地方，他都与大家一起坐小板凳，和群众亲切交谈。厦门当地人喜欢泡茶，茶杯因常年使用，有一层黑黑的茶渍。村支书本来要拿新茶杯给近平同志用，可他说不必了，就跟大家一起用黑茶杯喝茶。老百姓没想到，这个副市长一点都不介意用黑茶杯。近平同志这样做，一下子就拉近了与群众的距离。 采访对象： 郭安民，1944年1月生，福建厦门人。1983年任厦门市同安县县长，1987年任思明区委书记，1992年起先后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副市长等职。 采访组：郭主任您好！习近平同志当年一到厦门任职就下基层调研，您当时是同安县县长，你们第一次见面是在调研场合吗？ 郭安民：是的，我们第一次见面确实是在他到同安调研的时候。 近平同志1985年6月来厦门担任副市长，一开始分管农业农村工作。他报到上班第三天，就带队到同安县调研，我作为县长高兴地接待和陪同他调研。当时，同安还是个很落后的农业县，需要靠市财政补贴支持，他把调研第一站选在这里，让我既惊讶，又高兴。 第一次见到近平同志，虽然他是副市长，职务比我高，但我觉得他有点儿像邻家兄弟，很温和，没有一点架子。我比他大9岁。聊天中，他说他和我一样都是上山下乡知青，还喊我老郭。后来我每次见到他，在私底下场合，他都一直这么称呼我。他事业心很强，抓工作很务实，吃得下苦，作风朴实，对群众很贴心，对部下、对同志都非常亲切。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厦门任职3年，多次到同安调研。请您介绍一下他在同安调研的具体情况。 郭安民：近平同志在厦门任职期间，来同安县调研的次数非常多，具体到底有多少次我记不清了。因为我们这里的农村基本上都在山区，海岛又多，条件非常艰苦，所以大家都说近平同志是“上高山、下海岛”开展调研工作。 近平同志第一次来同安调研的时候，这里交通不便，农村道路更是崎岖不平，他提前一天晚上来到同安县城，住在县招待所。第二天一早七点半，我们就在他的带领下，从县城出发到农村和周边海岛开始深入细致地调研。 每到一个地方，他都与大家一起坐小板凳，和群众亲切交谈。厦门当地人喜欢泡茶，茶杯因常年使用，有一层黑黑的茶渍。村支书本来要拿新茶杯给近平同志用，可他说不必了，就跟大家一起用黑茶杯喝茶。老百姓没想到，这个副市长一点都不介意用黑茶杯。近平同志这样做，一下子就拉近了与群众的距离。 近平同志还深入田间地头、村前屋后，他看到当时群众生活还很贫困，村容村貌脏乱差，就提出要重视房前屋后的卫生，还要重视兴办教育，挖掘交通潜力，把生产统筹规划好。他叮嘱大家在发展过程中，要注重水土保持，把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保护好。 1986年1月6日，我陪同近平同志前往“英雄三岛”（大嶝、小嶝、角屿）开展调研。“英雄三岛”离金门岛很近，特别是小嶝岛，站在岛上就能听到金门的鸡叫。当时去这些岛上交通很不方便，要先坐车，再坐船，还要计算好涨潮落潮，才能到达。岛上人均耕地面积只有2分多，而且经常刮台风，基础设施薄弱，能源不足，交通闭塞，人才奇缺，还有396家困难户和160家极困难户。近平同志先后登上小嶝、角屿、大嶝虎头寨，现场查看了紫菜苗和虾苗的育苗室，去岛上的中小学看教育的情况，还去敬老院看望了“五保户”和困难户。 调研结束的当天傍晚，近平同志就召集市财政、农行、水产局、民政局等部门召开联合办公会。他把调研中了解到的问题一一列出来，提出改进工作的要求和需要注意的事项，并向参会干部强调“要提高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的服务意识，提振工作的精气神”。我们听了，感到近平同志是真心而且下决心要改变同安贫穷落后面貌，都很受鼓舞。 在这次联席会上，近平同志指出，要立足自力更生，增强自身造血功能；发挥海岸线长、滩涂面积大、盐田多、群众有发展水产养殖和晒盐经验的优势，向海洋进军要效益。要开发利用滩涂，大力发展水产养殖业，全面合理规划，发展对虾、海蛎、紫菜、海带、石斑鱼的养殖；要改造旧盐田，发展新盐田，提高盐的产量和质量。同时，其他行业也要综合发展，取得综合效益。 联席会的最后，近平同志亲自给出时间进度表，要求大家按时解决问题，并对紫菜加工、对虾养殖、盐田改造、小嶝岛发电等十多个项目，作出具体立项拨款的支持。本来我们都以为视察过、开了联席会，这事就这么过去了，没想到近平同志三个月后，又专门过问财政资金有没有到位，并要求县里抓好落实，做好资金使用的监督工作，把这些钱用到刀刃上。当时近平同志有一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他说：“金门离我们很近，我们要在经济上超过他们。”正是这些立项和拨款，确保了“三岛建设”所需要的人力、财力、物力以及技术措施能及时到位，为“英雄三岛”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此后，同安县快速整合各方优势资源，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让群众从改革发展中得到实惠。现在的同安，“天更蓝、水更绿、百姓富、生态美”，获得了“美丽乡村”的称号，已基本摆脱了贫困。这一切都得益于近平同志任厦门副市长以后的关心和支持，我们同安人民永远感恩他。正是他当年的精准定调和科学引领，才为同安的发展指明了切合实际的方向，才为今天的美丽同安夯实了基础。 和近平同志共过事的同志都认为，他的工作思路非常具有前瞻性，他当时就说“老祖宗的东西一定要保留”，还让我们注意水土保持。他亲民务实，对工作充满激情，时刻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处处体现着“严、细、实、新”的工作作风。这些都是他留给同安的宝贵财富，将永远激励我们一代又一代同安人去开拓进取。 采访组：为了推动同安经济快速发展，帮助同安人民脱贫致富，习近平同志当时还帮助同安建起了啤酒厂。请您讲讲这件事。 郭安民：近平同志一直牵挂同安的发展，在他的帮助和指导下，同安兴建了第一个成规模的工业企业——同安银城啤酒厂。 我们同安一直以水质好著称，有产量丰富、品质优良的矿泉水资源，而且已成功试种了生产啤酒的重要原料啤酒花。当时有一个啤酒厂项目很适合放在同安，近平同志来调研的时候了解到有关情况，就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回到市里，他马上找有关同志进一步了解情况，并亲自打电话给宁夏的老领导交换意见，取得了宁夏啤酒厂的支持。随后，他带着市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市经委、市计委三个单位的领导，再次来到同安对这个项目作调研。我们也借这个机会，向近平同志表达了同安希望申办这个项目的强烈愿望。 经过一番调研讨论，近平同志充分肯定和支持同安县创办啤酒厂。他讲了三点意见：第一，目前厦门啤酒市场的现状是被两个外地品牌啤酒占领，但本地啤酒仍有较大的发展优势和发展空间。第二，这是一个内联企业，通过调查研究，在同安兴办啤酒厂技术有依靠，原材料有保证，办厂条件比较成熟。第三，与宁夏合办啤酒厂是大跨度联营，有实验价值。他要求市计委等部门尽快研究，尽快实施。当时同安县还很穷，市里都不太敢把这个项目给我们，最后还是近平同志拍板，一个星期之内就批复了200万元，把这个项目给了同安。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市里为我们同安批下来这么多钱。如果没有近平同志支持，这个项目的批复肯定不会这么容易。 在近平同志直接关怀和支持下，同安银城啤酒厂于1987年动工，1988年顺利投产，当年产量2000吨，税收200万元，1989年税收达到300万元，相当于全县工业利润的1/3还要多，超出了预期目标。到了1996年，啤酒厂产量达到5万吨，产值1亿元，上缴税收达到4000万元。这个啤酒厂的成功兴办，使同安有了一个比较成规模的工业企业，带动了同安县工业的突破性发展。 后来近平同志调离厦门，仍然非常关心银城啤酒厂的发展，每次听说我们有新的产品，或是有了新增盈利，他都很高兴。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近平同志当年的科学引领和倾情扶持，就没有同安县的今天。 我最后一次见近平同志，是从中央党校学习回来参加市人大会议。他在会上遇到我，仍然很亲切地喊我老郭，还问起我家里的情况。 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同志当选党的总书记，看到他与新当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见记者并发表讲话，我激动万分。我深深感到他当总书记，是全国人民的福气，更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一个好校长能带出一所好学校，一个好班长能带出一个好班级，领头人非常关键。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领头人，将引导“中华号”这艘巨轮在世界发展的浩瀚大洋中乘风破浪，一往无前。我过去有幸在他领导下工作，是值得我一辈子回忆的最幸福的事，同安人民也将永远记住他，感谢他，祝福他。 （转载自2019年8月7日《学习时报》） |
1986年，习书记第一次来，要军营村多种茶，多种果，保持水土不流失，并要求我们带领村民种植柿子林，修建管理房。1997年，习书记第二次来，看到我们满山遍野的茶园，看到茶农为茶叶的销售发愁，就支持兴建茶叶加工厂，指示我们要帮助老百姓解决这些问题，提高老百姓收入，又一次为军营村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他两次来到军营村，这里可以说是他精准扶贫思路的源头，他从正定就有了农村要加大扶贫力度的意识，后来到了军营村，然后又到宁德，这种意识在不断加深，一直到现在提出的多项扶贫政策，和他过去在各地实践时的思路都是一脉相承的。 采访对象： 高泉国，1953年8月生，福建厦门同安人，中共党员。1984年至1997年，任军营村村委会主任。高泉阳，1970年11月生，福建厦门同安人，中共党员。1997年至2008年，任军营村村委会主任。2009年至今，任军营村党支部书记。 采访组：高泉国主任您好！习近平同志第一次来到军营村的时候，您任军营村村委会主任。请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 高泉国：习书记第一次来到军营村是1986年，他那时是厦门市副市长。那个时候的军营村是整个同安县最穷的一个高海拔村，有700多名村民，种植了400多亩茶园，村民主要收入来源就是种植茶叶，人均年收入只有280元左右。 那个时候军营村基础设施很差，没有通电，是用一个20千瓦的小发电机组自己发电。由于不能满足全村的用电需求，所以每户只能用一盏或者两盏25瓦的电灯，平均每户每天也只能用几个小时的电。 当时的道路条件也很差。从同安县城到军营村只有一条坑坑洼洼的土路，开车要2个多小时才能到。村里道路条件就更差了，现在你们看到的环村公路，是1987年以后才修建的。习副市长第一次来的时候，村里只有一条1.6米宽的土路，车开不进来，就停在村口的小拱桥边，步行进来。我第一次见到习副市长，就是在村口这个拱桥边上。后来我们建了新的拱桥，但保留了当时的桥拱，你们现在去还能看到。 习副市长见到我后，第一句话就问：“你们这里最穷的有几户？”我回答：“有两三户。”接着他就挨家挨户地去拜访。看完贫困户，就来到我家。我是农民技术员出身，在当时算是村里条件比较不错的，家里也只有一张床，一个圆桌，两个凳子。他走到我家房门口，跟我开玩笑说：“高泉国，你这个房子不错啊，坐北朝南，冬暖夏凉，空气很好，前面还有一条溪，里面有几进院。”这个房子是1980年修建的，刚使用了六七年，还比较新，所以他说我这个房子好。其实当时修建这个房子的材料是从山上一块一块扛下来的石头，又把这些石头一块一块垒起来的，并没有花很多钱，只是很有闽南风格，与村里其他房屋比较起来，已经算是不错的了。 在门口简单聊了两句，他就往我家里走。进门的时候，因为他个子很高，房间的门梁很矮，我怕他撞着头，就赶紧上前跟他说：“您要弯下腰去，不然容易撞脑袋。”他就把腰弯下来，走进了我家。 进屋后，我在屋里圆桌的一边泡茶，习副市长就坐在另一边。他问我家里有几口人，我回答他有6口人，4个孩子加我和我老婆。当时我老婆不在，4个孩子都在，围着他跑来跑去。他不断向我询问村民的生产生活情况。我向他汇报说，村里种植了一部分杂交水稻。他听了很感兴趣，问我杂交水稻一共种了多少、亩产有多少。我告诉他，除了100亩种地瓜（红薯），剩下的400多亩种的都是杂交水稻，亩产能到1000斤。他又问我杂交水稻是什么品种，我又给他详细汇报了一下。后来，他又问了一些生产生活上的问题，问我生产责任制实行以后，军营村在经济发展上有什么打算。我们就这样聊了大概1个多钟头。当时我觉得，这位市领导对农业农村情况很熟悉。 采访组：刚才您提到，军营村当时非常贫穷落后。习近平同志当时是怎么帮助你们摆脱贫困的？ 高泉国：习副市长看到我们村贫困落后的状况后，要求村里多种茶、多种果，发展第三产业，早日脱贫致富。当时我们也不懂应该种什么果树，他建议我们种一些柿子，还联系县水土办提供了一批广西无籽柿树苗，并指示县农办解决了3万元扶贫资金。在习副市长亲自倡导下，村民们开始上山开垦、整理土地，种植了大概200亩广西无籽柿，并用那笔扶贫资金修建了管理房。后来我才知道，广西无籽柿是当时国内最好的柿子品种。现在这片柿子林还在，有些到了树龄，我们就再补种一些，一定要把这一片珍贵的柿子林保存下去。 采访组：我们知道，习近平同志当年到省里工作后，仍然对军营村发展念念不忘，请介绍一下他第二次到军营村走访的情形。 高泉阳：1997年，习副市长已经是福建省委副书记，同安也已经由县改区。我担任军营村村委会主任，习书记来访时，我负责向他介绍村里的情况。 我记得，习书记来那天刚下过雨，从同安城区到我们村的道路还是坑坑洼洼的，下过雨之后变得泥泞不堪，习书记乘坐的汽车陷到了泥里。刚好我们有些村民经过，习书记就下车，同村民们一起把车从泥坑中推了出来。我知道这个情况后，心里特别感动。 习书记个子很高，穿着一件浅灰色短袖衫，我都得抬着头跟他讲话。他下车简单交谈了几句，就急着要去村民家里走访。走访中，他仔细了解村民们的生产生活状况和收入情况，关切地询问大家温饱有没有解决，合作医疗方不方便。 当时，我刚27岁，还没有结婚，是个毛头小伙子，也不懂得他是大领导，走访结束后，就大咧咧地邀请习书记到村部二楼坐一坐，喝喝茶。他很随和，就答应了。在上楼梯的时候，他边走边拍着我的肩膀说：“年轻人一定要好好干，带领村民们早日脱贫致富。”那时候我很瘦，他又几乎高我一头，每拍我一下，我都被他震得往后缩一下，现在回想起那个场景，觉得很温暖。 在村部二楼，我们把4张办公桌拼在一起当会议桌，又找来几把椅子，习书记就在那里跟我们几个村干部、党员，还有几个村民代表座谈起来。这4张办公桌还有他坐过的椅子，我们现在都还保留着。 座谈中，习书记主要了解村里农业、林业以及整个村里的基本情况。我汇报说，1986年他来的时候，军营村的茶叶种植面积在500亩左右，到了1997年已经有2800多亩，翻了5倍。他听了之后，觉得军营村发展很不错，非常高兴，还给我们提出两条要求：第一条，就是要绿化造林，保护生态，让我们多种茶、多种果，大力发展农业和林业。那个时候，大家对林业基本上都不太重视，只有几个林场保护得比较好，农村基本上都是荒山。现在看来，我们这里能够发展乡村旅游，游客愿意到我们军营村来，就是冲着这绿水青山来的，习书记当年的远见，给今天的军营村铺就了致富之路。第二条，就是鼓励年轻人一定要走出山门，走进厦门，去打工创业，不要单一地守在本地种茶。这是因为当时还不是种茶的季节，习书记在村里走访的时候发现很多年轻人闲在家里，他就提出要鼓励年轻人勇敢出去闯世界。 习书记还为我们精准扶贫提供了大力支持。当时虽然我们的茶叶种植面积上去了，但因为没有设备，没有先进的制茶工艺和技术，采下的茶叶都是生茶，过不了几天就会烂掉，价格也一直上不去。我们就跟他讲，村里想买点制茶的生产设备，建立一个茶叶加工厂，把茶叶的外观和质量做好。习书记听了觉得非常有必要，就交代市农办负责这个项目，拨了两笔扶贫资金，一笔40万元用于建加工厂，一笔20万元用于购买设备，后来又增加了10万元。习书记还叮嘱镇里面要做好山区的招商引资工作，多引进一些茶叶加工厂。后来就有一家企业来到军营村投资建厂。我们也用70万元建了自己的茶叶加工厂，购买了20台制茶的揉捻机，还有塑包机、整形机等。有了加工厂和这些设备，军营村的茶叶外观好了、质量高了，价格也就随之提高了。邻村的茶叶如果卖5块一斤，我们就能卖到8块一斤。 1986年，习书记第一次来，要军营村多种茶，多种果，保持水土不流失，并要求我们带领村民种植柿子林，修建管理房。1997年，习书记第二次来，看到我们满山遍野的茶园，看到茶农为茶叶的销售发愁，就支持兴建茶叶加工厂，指示我们要帮助老百姓解决这些问题，提高老百姓收入，又一次为军营村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他两次来到军营村，这里可以说是他精准扶贫思路的源头，他从正定就有了农村要加大扶贫力度的意识，后来到了军营村，然后又到宁德，这种意识在不断加深，一直到现在提出的多项扶贫政策，和他过去在各地实践时的思路都是一脉相承的。 采访组：当时习近平同志有没有提起他第一次到军营村时的事情？ 高泉阳：习书记第二次来军营村，依然不忘1986年见过的高泉国主任。他问我：“当年那个瘦瘦矮矮的高主任现在在做什么？能不能把他叫过来？”我就赶紧骑上摩托车去找高泉国主任。当时他正在给地瓜培土，一听说习书记要见他，高兴得手脚都没顾上洗，拎着锄头就坐上我的摩托车赶过来了。泉国主任非常激动，到了村部的院子，锄头一扔，马上就冲过去见习书记。习书记很高兴，离好远看到高泉国，就认出了他：“就是他，就是他！”时隔十几年，他还记得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真让人感动。 高泉国：我第二次见到习书记的场景，到现在还记忆犹新。当时我正在地里种地瓜，泉阳骑了个摩托车来找我，说习书记要见我，我就赶紧跟他过去。习书记见到我后就问：“泉国主任，这几年全村经济发展和村民生活情况怎么样？”我就向他汇报：“这10年里，我们多建了30多栋房子，您第一次来的时候，村外还没有建房，现在村外的房子已经建起来了。当时您拨扶贫资金建立的管理房，已经承包出去了，一年村里能收入8000块。”那时候，8000块是很大一笔钱。 习书记还问我个人和家里的情况。我说这几年挺好的，孩子有的已经毕业了，有的还在读书。他听了频频点头。我们还谈起当时他去我家里做客的经历，他还记得当时我让他弯下腰去，不然会碰着脑袋等情景，这些小的细节他都记得很清楚。可惜那一次他没带记者，我也没跟他合影，非常遗憾。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第二次来到军营村，还提出了哪些具体要求？ 高泉阳：1997年，习书记第二次来到军营村，问起当年那片柿子林长得怎么样。我就实事求是地说，那片柿子林刚好到了合适的树龄，长势很好。没想到他兴致很高，说：“那咱们去看一下。”我们就陪同他乘车2公里多，来到那片柿子林。 刚开始，他看到山里种着茶、山坡上种着柿子，很高兴，可后来看着看着就有点不太高兴了。为什么呢？因为除了茶园和柿子林，其他的山头全都光秃秃的。站在柿子林边上，他说：“多种茶、种果，也别忘了森林绿化，要做到山下开发，山上‘戴帽’。”我们听了很受启发。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第二次走访军营村到现在又过了快20年了。这期间，军营村的发展怎么样？ 高泉阳：总的来讲，习书记两次来到军营村，他的思路深深地影响着村里的干部和村民。在全村发展过程中，他一直引导着村民走对路子。以至于从整个莲花镇来看，我们村在经济、教育、医疗、环境保护、村庄建设上都是比较好的。 军营村的村民们一直没有忘记总书记的叮嘱，三十年如一日，多种茶、多种果，做好森林绿化。也正是因为他当年的一句话，我们开始大力造林，现在已经造林绿化9000多亩，把绿色资源变成乡村旅游的资源。没有当时的造林绿化，哪有现在的绿水青山？现在要还是像当时那样光秃秃的，谁还会来军营村？ 当年习书记帮助我们兴建了茶叶加工厂，现在军营村的茶叶都由茶厂收购，80%出口外销。不过这几年茶叶价格不是很好，我们就利用习书记给我们留下来的这些资源，引导村民大力兴建民宿、农家乐，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军营村从原来最贫穷的山区村，到现在成为新农村建设的典型村。现在军营村的财政收入，在莲花镇十几个行政村中名列前茅，人均收入达到了16000多元，是莲花镇最高的。 高泉国：受到习书记当时让年轻人走出去的号召影响，我的三个儿子现在都走出了军营村，老大还做起了茶叶生意，全家每年收入能有20来万元，生活过得还是很不错的。 高泉阳：习书记当年来军营村的时候，村里卫生条件还不是很好，村民们养猪、养鸡都是放养，厕所都是用土坯搭建起来的旱厕，我们当地开玩笑叫它们“露天碉堡”，一到夏天就臭气熏天，苍蝇蚊虫满天飞。2008年，军营村开启了老区山区建设，我们按照习书记当年对军营村的定位和要求，对全村做了整体规划。动员村民动手填埋旱厕，并修建了10个公厕，还铺设了户户通公路，让小车能直接开到家门口。经过这一番规划和整治，现在我们每年在省里、市里的环境评比中都是第一名。军营村一年一个样，一年比一年好。你们看，现在整个村庄干干净净，路灯也亮了，通信设备一应俱全，广电网络也都进来了。我们特别希望习书记能再来一次军营村，看一看他给军营村带来的巨大变化。 高泉国：现在很多游客来这里旅游，其实与习书记来过两次有很大关系。大家也是想走一走当年习书记走过的地方。还有很多人来找我，想听我讲一讲习书记当年来这里的故事。我就带着他们在村里走一走，给他们介绍厦门，介绍当年习书记来我们村走访的那些往事。 现在很多游客来都会问我：总书记还会不会来？我说，我相信总书记一定会再回来的，这里有他走过的路、走过的桥，有他关心关注过的村民老乡。我们也一定会怀着这份期待，把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把日子过得更加红火。 （转载自2019年8月5日《学习时报》） |
1985年6月，近平同志到厦门来工作，担任副市长，很想了解厦门的历史和民俗民情，想借几本相关的书籍，便通过人找到了我。作为地方史志工作者，听说新来的市领导首先就借阅地方史志，我非常高兴。我把我的那本《厦门地方史讲稿》，加上那本道光年间的《厦门志》转借给他。过了一段时间，近平同志约我到他住的地方聊一聊，跟他讲讲厦门的历史，我俩就在他的卧室边抽烟边喝茶，一打开话匣子就聊得相当投机，非常谈得来。握手告别时，他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赶紧说：“过奖了，不敢当。”按说我们是上下级关系，他本可以不跟我说这样的话。但听得出来，他这话是言之由衷的。他这么说，让我非常感动。 采访对象： 洪卜仁，1928年6月生，福建厦门人，民盟成员。新中国成立前任报刊记者、编辑，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小学校长、中学历史老师。1983年至1992年任厦门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编审，兼任厦门市社科联副主席、市政协文史委副主任。后任福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厦门市政协特邀研究员、厦门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高级顾问。2019年5月20日因病去世。 采访组：洪老师您好，很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1985年习近平同志到厦门工作时，您任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当时你们是如何认识的？ 洪卜仁：1983年，为了让工青妇（工会、共青团、妇联）的干部了解厦门历史，市委宣传部开办了“厦门地方史讲习班”。我1983年6月接任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应邀为讲习班讲课。讲完后，市总工会根据录音整理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厦门地方史讲稿》，大约10万字，由我审定后内部发行。 1985年6月，近平同志到厦门来工作，担任副市长，很想了解厦门的历史和民俗民情，想借几本相关的书籍，便通过人找到了我。作为地方史志工作者，听说新来的市领导首先就借阅地方史志，我非常高兴。当时的情况是，只有旧志，就是道光年间编纂的《厦门志》，之后民国年间编纂有一个《厦门市志》尚未出版，新中国成立后编纂的这一本也没有整理出版。近平同志希望看时代近一些的、稍微简单一点儿的地方志。我就把我的那本《厦门地方史讲稿》，加上那本道光年间的《厦门志》，转借给他。 过了一段时间，近平同志约我到他住的地方聊一聊，跟他讲讲厦门的历史，并和我约了时间和地点。那天晚饭后，我就骑车去找近平同志了。当时他还没有结婚，单身一人住在图强路市委宿舍三楼，我就在那里第一次见到近平同志。我俩就在他的卧室边抽烟边喝茶，一打开话匣子就聊得相当投机，非常谈得来。 我们不知不觉聊到晚上11点多钟。近平同志送我出来，握手告别时，他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赶紧说：“过奖了，不敢当。”按说我们是上下级关系，他本可以不跟我说这样的话。但听得出来，他这话是言之由衷的。他这么说，让我非常感动。 采访组：这次聊天，他给您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洪卜仁：这次谈话，让我觉得近平同志和我当年接触过的有些领导相比，确实有点不一样，感觉他很不平凡。首先，我感觉和他之间没有领导与被领导的鸿沟。他是副市长，我是市政府工作部门一个副主任，差得老远的，但我感觉他没有把我放到下属的位置上，而是虚心与我探讨历史问题。再就是感觉我们之间没有代沟。1985年，我已经将近60岁了，他那年才32岁。虽然我们的谈吐和表达有时候会有不一样的地方，但我们谈话是非常融洽的。我们聊天的时候，有什么讲什么。从聊天中能够感到，他非常想了解厦门的情况。像他这样对地方志、对历史重视的领导真是不多见的。还有就是感觉他非常平易近人，谦和礼貌。他称呼我“洪老师”，这让我感到非常亲切。 采访组：洪老师，能否讲讲你们在聊天中主要交流了哪些内容？ 洪卜仁：好的。因为我们聊天不是在近平同志的办公室，而是晚上在他家里，氛围比较轻松，所以聊得也就比较自然。我们交流厦门的地方史，天南地北、海阔天空，从唐代开发厦门的“南陈北薛”，一直到厦门经济特区的创建和发展，聊的范围很广。他不时插话。在我们见面聊天之前，他已经看过我写的那本《厦门地方史讲稿》，所以我介绍情况过程中，他经常会向我提问。 比如讲到“南陈北薛”时，我说根据《厦门志》和好多地方史书文献记载，对唐代迁居厦门的汉族人历来都有“南陈北薛”的说法，指的就是洪济山下的南面和北面，有姓陈和姓薛的聚族而居。我说到陈姓是从长安来的，他就说：“哦，还是从我们陕西来的。” 我讲到，厦门历史发展最大的特点，就是与华侨关系密切、和台湾关系特殊。他听了很有兴趣，可能他过去对华侨、对台湾这些方面接触得比较少，所以一说起这些，他好像兴趣就更强烈了。我跟他讲，厦门是华侨进出祖国的主要港口，也是福建侨汇的集中地，闽南地区的华侨出国、回国都要经过厦门，厦门近代化城市建设，大部分也是华侨投资建成的。我还跟他讲，清政府在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收复台湾后，台湾和厦门是同一个行政单位，叫做台厦兵备道，既管台湾也管厦门。从那时候到雍正年间，有43年台湾和厦门都是同属一个行政区划。另外，清政府收复台湾后，还规定了一条：所有大陆与台湾的交往，不论官方或民间，都只能通过厦门对台湾的鹿耳门渡口这个唯一通道来进行，这就是厦门与鹿耳门的单口对渡。从康熙到雍正再到乾隆，这种关系维持了整整100年时间。 当时由于时间所限，我讲得不是太充分，所以他会经常提问，打破砂锅问到底。讲到最后，他还问到了厦门的市场情况等。 我后来跟别人讲，这个新领导很不简单，他对厦门的历史这么重视，说明他是一个很有历史感的人，也一定会很关注厦门的发展。后来果然是这样，他的确很想干一番事业。那次聊天后没过多久，我听说他在主持农村工作会议的时候，还谈起古代厦门“南陈北薛”的典故。近平同志刚来厦门工作，就对厦门的历史如此清楚，这让与会的同志感到很惊讶，也很佩服。 采访组：洪老师，您作为方志办的副主任，还和他有哪些接触？ 洪卜仁：我1983年到1992年间，一直在地方志办公室工作，我去他家的次数也不多，就是开会碰到了说说话。我印象中，要地方志办公室提供材料的领导同志一共有三位，第一位是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然后就是近平同志，后来还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朱学范。所以当近平同志提出要了解地方志的时候，我受宠若惊，非常高兴地接待他。 我的主要工作是从事研究，所以我从来没有主动找过任何一位领导。包括我自己写的书，也从来没有主动去送给领导。我感到近平同志对方方面面的情况都想了解，即使有些不是他分管的工作也同样希望多了解，感觉他是个有事业心、有责任感、敢担当的领导干部。 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期间，我作为方志办副主任，主要在两件事情上和他还有较多接触。一件是编写《厦门经济特区》一书，这是第一本公开对外介绍厦门经济特区的专著，厦门与新华出版社合作，近平同志是副主编，我是执行编辑。因为编书的缘故，我们接触的时间比较长。 另一件事，就是后来近平同志主持“厦门市200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编写《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这项工作是他主抓的，最后真的做出来了。我感觉当时在全国，能进行这样的战略研究的地方似乎不多。方志办也参加了这个研究项目，与统计局合作承担了其中一个课题，其中有关厦门市经济社会演变这一部分内容由我执笔。正是因为编这本书的缘故，我与近平同志有一些交流的机会。当时拍了照片，但我现在找不到了。我属于“不叫不去，有叫必去”的那种人，我知道他很忙，所以没有特意主动去找他交流。他当时除和省里同志交流，也邀请了省外专家听取意见。在组稿写稿过程中，他讲过几次话，主要讲写作的侧重点。 我和近平同志还有一些接触，就是我作为社科联副主席，邀请海外学者交流，他偶尔也参加。有一次，当时新加坡驻日本和韩国的特命全权大使黄望青来厦门，我以社科联名义请他。黄望青是研究经济的，祖籍鼓浪屿。当时我请黄望青讲课的地方在位于中山公园的厦门市影剧院里面的一个房间，那次近平同志也来了。 采访组：您和习近平同志后来还有联系吗？ 洪卜仁：后来我们就没有再怎么联系了。在他离开厦门好多年后，他在省里当省长，有一次在鼓浪屿音乐厅听钢琴演奏，演奏结束，音乐厅灯光亮起来，我看到他，他也看到了我。他当时坐第五排，我好像是坐第二或者第三排，我记得陪同近平同志一道的还有当时的厦门市长朱亚衍、市委常委黄杰成。散场以后，我们互相点点头，没想到他还记得我，喊我一声“洪老师”，这让我难以忘怀。 （转载自2019年8月2日《学习时报》） |
近平同志曾亲口对我说：“我的价值观、人生观来源于我的家庭，来源于我在陕北艰苦地方上山下乡，来源于劳苦大众，所以我就选择走从政为民的道路，不会走别的道路。”所以他现在能非常坚定地说“不忘初心”，他不是激情之下说出这样的话，而是有着深厚家庭根源、社会实践根源的，这些使他能够坚定地全心全意为人民大众、为振兴中华而奋斗。可以说，能够有近平同志这样一个领袖人物，是党之大幸、人民之大幸。 采访对象： 吕拱南，1939年3月生，福建厦门人，工程师。1980年12月起先后任厦门市计委科长、常务副主任；杏林台商投资区区委副书记、区长；市台办副主任、巡视员。厦门市委咨询委员会常设委员。 采访组：吕主任您好！习近平同志1985年来厦门任副市长的时候，您在市计划委员会工作，你们见面的时间比较早吧？ 吕拱南：是的。近平同志刚来厦门当副市长，我们就见了面。当时，市计委的办公室在政府办公楼的二层，他在三层，他来二层走了一圈，跟大家一一见面握手，让人感到特别亲切。 近平同志任职厦门时，我是市计委的一名副主任。近平同志是副市长，跟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也就是打个照面，不一定能给他留下什么印象，但他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却是很深刻的。我清楚地记得，他那天穿着褪色的中山装，头发大概有半个月以上没理了，比较长。我形容他是“从农村出来的干部”。因为当时厦门这边的干部在着装上已经先走一步，不穿那种四个口袋、有盖子的中山装，而是穿没有盖子的三个口袋的中山西装了。 起初，近平同志分管农业、农村、同安县，以及经济协作办（主管国内省市到厦门来的企业的批准、管理，即“引进来”），这些都不在计委口。后来近平同志当常务副市长，我和他的接触也就逐渐多了起来。 采访组：在您后来和习近平同志的接触中，他又给您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吕拱南：随着接触的增多，我对近平同志的了解也逐步深入。在我看来，他为人忠厚朴实、淳朴坦然，不讲官话、说话实在，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考虑问题非常全面周到。 近平同志非常谦虚、低调、平和，对别人很尊重，如不管是什么职务的人，他都按厦门地方的习惯称呼，不会直呼其大名（连名带姓），使人感到亲切。每次到基层调研或者出差之前，他都会对我们这些同行人员做“安民告示”，明确意图、行动安排，要求我们自己做好准备，他很细致周到，甚至连住宿、交通都亲自安排或过问。 我想，近平同志这种优良品行，来自良好家风的继承与社会实践的磨砺。他出生在革命家庭，父母严格的管教使他与同时代成长的普通孩子别无两样。他跟我讲，他在北京胡同里长大，是地道的“胡同”孩子。吃苦、耐劳、奋发，从小就在他身上刻下深深烙印。父亲的勤奋、严厉、平易近人、工作上的认真、善待他人的美德，都一一被他继承下来。这些美德在他艰苦的陕北知青岁月中派上用场。 在陕北农村的七年时间里，近平同志与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使他深深地了解群众所想、所盼、所求。广大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深深扎根于他的人生价值体系里。他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央国家机关，但从未忘记基层农村的盼求，就再一次选择到艰苦的冀中大地为改变农村农民的面貌而奋斗。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指出，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有出路，兴办经济特区是最前沿的开放形式，要大胆探索、敢闯敢试，杀出一条血路。面对国家战略机遇和人生锻炼的机会，他来到厦门经济特区工作，人生道路从此迈入更为重要的关键一步。 近平同志曾亲口对我说：“我的价值观、人生观来源于我的家庭，来源于我在陕北艰苦地方上山下乡，来源于劳苦大众，所以我就选择走从政为民的道路，不会走别的道路。”所以他现在能非常坚定地说“不忘初心”，他不是激情之下说出这样的话，而是有着深厚家庭根源、社会实践根源的，这些使他能够坚定地全心全意为人民大众、为振兴中华而奋斗。可以说，能够有近平同志这样一个领袖人物，是党之大幸、人民之大幸。 采访组：请您回忆一下习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时主抓哪些方面的工作？ 吕拱南：近平同志的工作方法很好，所以我们都愿意在他手下工作。他的思想境界也很开阔，给人以很大的启发。他刚来的时候，市里安排他协助王金水工作，后来他自告奋勇抓农业。 1987年，厦门经济特区扩大到全岛以后，近平同志在主抓发展战略的同时，还主抓八大工程中的信息工程、筼筜港（筼筜湖的旧称）污水治理和特区道路工程及其他重大项目。我在他直接领导下，还联系厦门烟厂、同安矿泉水厂、同安银城啤酒厂等项目建设，每次都是近平同志亲自找我了解项目具体情况和进展，安排我去把一个个事情落到实处。他隔一段时间就会主动过问一次。近平同志是一个心很细的人，他不讲虚话，问的问题都很具体。我善于搜集与记录，背包里全是材料，要是忘了数字，就赶紧拿出来看，近平同志一问，我就能很快给他答案。这样一来，近平同志就比较多地找我了解情况、布置工作。 采访组：厦门国际银行是国内第一家中外合资银行，习近平同志当年很关注这个银行的开办。请您谈谈这方面情况。 吕拱南：厦门国际银行是20世纪80年代经国家批准的首家中外合资银行，近平同志对这家银行确实关怀备至。他参加开业典礼并接见香港贵宾，还多次亲临指导工作。2010年来厦门时，仍然惦念着国际银行的近况。 经济特区兴办早期最急盼解决的就是引进境外资金与技术。近平同志在厦门最为重视的工作之一就是多渠道引资，以解决燃眉之急。他分管市计委工作后，特别重视金融业务与外国资金的吸纳，厦门国际银行的引进就是成果之一。 厦门国际银行是由香港的泛印银行、建发银行和内地的中国工商银行，通过合资方式成立的，可以非常方便引进香港资金到厦门特区，所以近平同志对厦门国际银行高度地重视、关心和支持。在各方面全力支持下，国家首先批准给该银行2000万人民币额度的贷款指标。厦门国际银行的成功经营范例，使香港的泛印银行、建发银行，厦门的大华银行相继经国家批准登陆厦门经济特区，厦门国际银行亦到厦门以外的地区设立分支机构。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当时在工作中有哪些特点？ 吕拱南：近平同志看问题的角度往往和别人不一样，比如对待建立同安银城啤酒厂这件事。在20世纪80年代，同安县有两个“金娃娃”，一个是高岭土，是做飞机、导弹都要用的原辅材料；另一个就是矿泉水，打井进去，能喷很高，水质又好。同安什么工业都没有，所以对于高岭土，当时也就是做模具，价值太低；对于矿泉水资源，我开始没有想到是做啤酒的优质水源，只想到能做瓶装矿泉水，但价值也很低。近平同志了解到这个情况以后，亲自来跟我讲，他跟银川方面达成了合作意向，告诉我银川方面会有啤酒花运过来，用他们的技术跟原材料，用我们的矿泉水资源和资金贷款，合作搞一个啤酒厂，还叫我帮他们解决资金贷款问题。他说：“我们搞特区建设，不要光为特区自己想，要注意内联外引，要想想其他的地区。”另外，他在抓主业工作的同时，又谆谆教导我们，切不可忘却，社会的稳定对经济特区非常重要，也要抓好，不要光搞外向型的经济工作。 近平同志虽然年轻，但涵养很好。有一次他带着我和另一名同志去集美区办事，等人等了半个多小时都无法安排到接见议程，他也没有不高兴，就说人家工作忙，下次再来。还有一次去北京某部委汇报国外贷款问题，本来都联系好了，结果接待我们的工作人员态度非常傲慢，说：“经济特区简化批准手续，要找就去找国务院，不要找我。我办不了。”说完就走了，把我们晾在一边。近平同志听完，当时什么话也没说，带着我们离开了。一直到单位门口他才说：“这个人真不会办事，如果解决不了问题，也要让人家高高兴兴来，高高兴兴走。” 他从来不摆官架子，很注意倾听别人的意见建议。筼筜港道路施工，因为筼筜港湖底下都是厚厚的烂泥巴，群众来信反映说设计施工紧迫没有处理，担心会沉降；另外，筼筜港的水排不出去，下大雨、涨潮时会淹没，退潮时会沉陷，问题都很多。近平同志当时就找我去，正好我学的是水电工程专业，我跟他讲了两条：第一，设计标准只有20年，如果要提高标准，那就要垫高，就要延期，八大工程就不能如期完成。他服从现实，说以后再垫高。第二，烂泥会不会沉陷的问题，跟道路载重、汽车载重有关，解决办法第一个是打桩，第二个是扩大承压面积，换沙，排水。他听完以后说：“就按你说的这个办。” 近平同志做事非常细致。有一次我陪他接待外商，他对外宾的住宿、谈判细节都考虑得很周到，甚至对安保都提出具体要求，让公安局派了部车去引导，做到有备无患。他在推动厦门经济特区工作时，交代说凡涉及国家资源、计划中的产供销问题、资金来源（特别是外汇）平衡问题，一定要勤跑省与中央部门，以求取得支持。例如，厦门经济信息中心是国务院批准设立的示范项目，为此他亲自几次到单位视察，对信息中心办公地点的选择、设置的科室、信息选择、设备的选择（型号与数量）、高端人才引进（共120人的编制）从不遗忘过问，特别交代他要定期听取汇报、进行检查，最后在明察细目后才核准数额上报。这是他细致的一面。 生活中，他酷爱读书，视野很宽阔，有很强的思维能力，常用以古比今的方法，深入浅出地谈论问题，强调重在实践与效果，绝不海阔天空。他也非常虚心向他人求教，在厦门工作期间，他多次对我谈及政协工作，极其重视来自政协委员的意见建议。他常说，政协委员中人才济济，他们提出的意见建议一般都有理论根据和一定的事例佐证，我们必须虚心倾听、慎重接纳。 近平同志当时的秘书是厦大毕业的硕士生。他总是通过秘书联系厦门大学知名教授，向教授们借阅名著或登门请教。他经常读书读到很晚，如饥似渴地汲取精神文化营养，提升自己的业务知识与分析能力。他还和当时的一位副市长约定，只要彼此都有空，就利用中午吃饭的一个小时进行交流，一直持续了两年多。 采访组：我们知道，习近平同志走到哪里都关爱干部群众、关心职工生活。在厦门也有不少这样的例子吧？ 吕拱南：近平同志关心关爱干部群众的例子俯拾皆是，体现在微小的行动细节中。比如1986年，他亲自审批兴建原厦门市计委经委宿舍，宿舍建成后，亲自来我家探望，使我终生难忘。我经常对周围的同志讲：“像习近平同志这样一位市级领导，是唯一一位到我这个普通家庭关心慰问拜访的市级领导，用现在语言表述就是‘我真值了’！” 他对那些肯钻研业务、好学上进、书写调研论文课题的同志，很乐意以文字加以肯定，题写序文，勉励他们继续登高望远。在他即将离任福建前往浙江工作时，还亲自写了一封勉励信寄给我，希望我在对台工作上继续书写好材料，把好意见寄给他。2002年，曾经与近平同志在厦门一个班子里任副书记的李秀记同志把自己工作时的文稿结集为一本书《从政二十春》，当时已到浙江工作的近平同志满腔热情地为他写了序言。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离开厦门之后，您与他还有哪些交往？ 吕拱南：近平同志去宁德工作期间，我没有到那里找过他。但他到福州工作后，我利用出差，倒是经常过去找他，因为那时候我到杏林区工作，后来又到台办工作，经常给他提供一些台湾方面的相关资料。他调到浙江去当省长的时候，还特别托秘书跟我说：“这一年我看了你给我的材料，充实了我对很多台湾问题的认识。如果你以后有材料，还可以给我。” 2010年，近平同志到厦门参加“9·8”投洽会，接见了福建代表13个人，其中就有我和郑金沐。他以回忆的形式肯定了大家对他任职福建期间的支持与重要事项，并要求大家继续努力工作。他亲切地叫我“拱南”，拉着我问了相关问题。直至今天，回想起那一段在他领导下工作的经历，回想起2010年他接见我们的情景，我心里仍然涌动着一股暖流。 （转载自2019年7月26日《学习时报》） |
这个发展战略，解答了厦门特区怎么发展的问题，为厦门经济特区发展指明了方向，到现在还具有指导作用。其实，这个发展战略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另一个是那21个课题，这些课题覆盖经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规划，至今对厦门市制定五年规划还有借鉴作用。 采访对象： 郑金沐，1936年1月生，福建莆田人。1959年毕业于厦门大学，高级经济师。1969年6月到厦门市计委工作。1983年10月任市计委副主任兼市物价委副主任，1985年7月兼任市体改委委员，1986年8月兼任市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办公室主任。后任市体改委副主任、主任，市计委主任。 采访组：郑主任，习近平同志1985年6月到厦门任副市长，您是市计委副主任。你们是什么时间见的面？ 郑金沐：近平同志来厦门当副市长以后，找市政府部委办领导了解情况，第一个找到的人就是我，我感到非常荣幸。当时我虽然不认识他，但我知道他的父亲是习仲勋同志，从情感上非常尊重他。他的办公室在我楼上。我跑到楼上去，他们就跟我介绍说，这是习副市长。近平同志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个子很高，长得很帅，很平易近人，一点也没有架子。 那次叫我上去，他要我陪他去工厂调研。我记得他在工厂里也是很热情地和职工们打招呼、问情况，非常随和。 后来听陪同他去同安县五峰村（以前是苏区，闹革命的地方）的同志说，村支书请近平同志喝茶，当时山里老百姓用的茶具可没现在这么讲究，上面都积满了茶垢，黑不溜秋的，看起来有点脏。以前有领导下来调研，一坐下来，秘书就把保温杯端过来，喝的都是自己带来的茶水。没想到近平同志毫不犹豫非常自然地拿起杯就喝了起来。这个茶杯一端，他和村支书、和村民的距离也就一下子拉近了。我听了之后很感动。 后来我了解到大家对他的评价，跟我第一次接触他的感觉是一样的。我想，这可能跟他在陕北插队，一直跟农民同吃同住打交道有很大关系。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初到厦门工作，有没有跟您交流过他对厦门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的初步印象和判断？ 郑金沐：近平同志没有直接跟我讲过他对厦门的最初印象。他倒是公开讲过对厦门的印象，那是庆祝厦门特区成立25周年之际，厦门电视台记者去浙江采访他，他说，1985年中央组织部调他到厦门工作，他是从中央机关到河北，又从河北过来。他刚到厦门包括到福州，和预想的反差很大。因为他以前从来没有到过福建，总的感觉不像想象中认为的那样开放和先进，特别是从基础设施上看，从市容市貌上看，当时厦门确实是相对比较落后。有很多人到了厦门，感觉特区怎么是这个样子。所以，近平同志说：“在开始的过程中，工作之艰难是可以想象的。” 不仅是物质条件的落后，当时还有人说厦门是一个海岛，厦门人的一些思维方式被称为“岛民意识”“海岛意识”。因此，相比别的特区，厦门经济特区的创建工作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那就是观念上的更新。回首厦门经济特区25年走过的不平凡历程，近平同志对内涵丰富的厦门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厦门的人民群众是厦门建设的主体，多年来厦门的建设都离不开厦门人民的辛勤努力。厦门的同志创造了很多精神，最早是陈嘉庚精神，20世纪50年代有海堤精神，还有英雄三岛精神、鼓浪屿好八连精神、马塘精神，等等。这些凝聚成了一种艰苦奋斗、拼搏创新的厦门精神。曾几何时，改革开放这样一种东风，全方位的开放，厦门人树立了一种改革开放的厦门精神，这里边有自力更生，这里边有锐意创新，这里边有一种包容并蓄、大气和谐的内涵。厦门也从一个封闭的海防城市，建设成现代化的海上花园，为人所羡慕的一个美丽现代化城市。 采访组：1985年，习近平同志力促成立厦门经济信息中心，打造宏观经济的“千里眼”。请您谈谈整个建设过程。 郑金沐：近平同志对厦门经济信息中心建设非常重视。根据国家和省里对经济信息管理系统的规范和要求，厦门1984年就开始筹建这样一个信息中心，当时叫计算机站，1985年改为现在这个名称。 近平同志对厦门经济信息中心的筹建工作抓得非常紧，一环扣一环地推进。他认为，特区要发展市场经济，参加国际经济大循环，光有机场、码头、通信设施是不够的，还要打造宏观的“千里眼”，准确及时地掌握国内外经济信息。因此他非常重视市经济信息中心的建设，成立了厦门市经济信息管理领导小组，亲自担任组长，并把经济信息中心建设列为厦门市基础设施八大工程之一。 市里委托一家企业设计了总体方案，近平同志组织国内75名计算机和经济学方面的专家来厦门进行论证。要干事就要有人，我们这个信息中心是从计算机站发展起来的，开始只有十几个人。要搞这么大的系统，十几个人干不了。于是市里就批了120人的编制。编制解决了，还要解决办公场所，于是又拨款买了7层楼，一共5040平方米。 在近平同志力促之下，市经济信息中心很快就建立起来了。国家计委信息办非常满意，把厦门经济信息中心列为全国试点单位。到现在，信息中心运行已经30多年了，对推进厦门的信息化、加快电子政务建设发挥了很大作用，给厦门解决了“千里眼”的问题。 我认为，近平同志当时的考虑是非常超前而又非常周到的。在一般人看来，一个城市能建飞机场就可以了，哪里还能想到要建什么信息中心。别人看来是可有可无的事情，他却认为势在必行，还把它列为全市八大工程之一。这就是他的过人之处。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期间，曾主持起草了“实行自由港某些政策”的调研报告，您是重要的参与者。请您谈谈这件事情。 郑金沐：搞自由港这个设想，最初是省委书记项南同志提出来的。1984年2月，邓小平同志视察厦门经济特区，同意将厦门经济特区范围扩大到全岛，并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但当时我们这些人对自由港是什么、能发挥什么作用，只知道个大概，认识上很模糊。除了三大政策，即：人员进出自由、资金进出自由、货物进出自由，自由港还有哪些政策、哪些功能，大家都不清楚。这就好比送给你大餐，你都不知道怎么下口。 为了研究自由港政策和厦门今后发展问题，1986年8月，市委、市政府同意近平同志的建议，决定成立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办公室，由近平同志主抓，我担任办公室主任。他曾带着课题组部分人员到新加坡考察，回来就跟我们商量，“实行自由港某些政策”，方案到底怎么做、怎么写。他说：“我们要立足中国的实际、厦门的实际，不能全搬新加坡的模式，更不能搬用香港的模式，可以把它们作为重要参考。”他要求课题组的同志根据厦门的实际情况研究解决厦门自由港发展模式，争取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发展自由港的路子。根据近平同志的意见，我们经过深入研究，认为厦门发展自由港应该采取“三步走”加“双梯度”开放的模式。 什么是“三步走”？就是通过分阶段、分区域逐步扩大自由度。最初特区划定面积才2.5平方公里，后来扩大到全岛。岛内开放度也不太一样，原来那2.5平方公里的开放度高一点，老市区开放度就很低。根据厦门特区现状，划区分三步逐步推进，逐步增加自由港的因素，提高开放的梯度和开放的层次。第一步就是建立保税区。厦门保税区应该是全国最早提出来的。第二步就是以自由贸易区替代保税区。第三步就是有限度地全岛放开的自由港。 “双梯度”，就是在三个阶段的每一个阶段都要保持“双梯度”发展。如果像刷油漆一样，先刷第一遍，等它干了再刷第二遍，一遍遍地来，这样会很慢，所以要搞“双梯度”推进。第一个阶段是保税区和特区双梯度，保税区开放力度大一点。第二个阶段是开放程度比较大但管理比较严格的自贸区和经济特区的双梯度。最后是自贸区和有限度的全岛放开的自由港的双梯度。 人员进出方面，特别是外国人的进出，近平同志的意见是近期可以采取落地签证的办法，远期可以借鉴香港的做法。后来我们也都这样做了。 商品进出方面，新加坡之前也是学香港一下子全部放开，那样它自己的工业一下子就会被打垮。但要是封死了，自由港就建不起来，于是它就先搞了保税区，一共建了8个。新加坡本国有600多个产品，它把这些产品排序，哪些是可以竞争赢外国的，那么这一类的外国产品就让它进来，其他产品就放到保税区去，逐步开放。这种做法，既实施了某些自由港的政策，又保护了本国的工业。我们真正在做的时候，资金、人员、商品三个方面的进出，都是用双梯度开放的办法。商品的双梯度开放其实是吸取了新加坡的教训。厦门还有很多老企业，一下子放开是承受不了的。在保税区，外国进口的产品可以实行比较高的开放，特区（非保税区）就逐步参照条件开放，到最后才实行整个厦门岛商品的自由进出。 关于资金自由进出，一开始邓小平同志提出，要考虑是不是发行特区货币。中央曾派国家计委副主任宋劭文同志和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同志到香港、深圳考察研究，也到了厦门。他们调研后，感到现在发行特区货币没有条件，也不能采用香港的模式，即“内外兼容”的模式，而只能借鉴新加坡“离岸金融”的模式。“离岸金融”这个概念在全国也是从厦门率先提出来的。 采访组：您刚才提到市委、市政府成立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办公室，《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就是你们的成果吧？ 郑金沐：是的，《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就是近平同志抓战略研究办公室的重要成果。而组织制定这样一个发展战略，是近平同志对厦门一个全局性的贡献。 我当时在市计委工作很多年了，一直都是搞“五年计划”、年度计划，从来没搞过什么发展战略，而且特区也很少有人关注发展战略。现在回忆起来，近平同志能提出“发展战略”这几个字就非常了不起。 为什么要搞发展战略？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邓小平同志1984年来厦门视察后，把厦门特区从2.5平方公里扩大到全岛130平方公里，而且说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需要组织一帮人来研究。第二个原因，是邓小平同志题字“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那么怎样落实小平同志的要求，把厦门特区办得更快更好一点，这个也要深入研究。第三个原因，厦门特区最初是2.5平方公里，当时虽然也叫“特区”，但实际是个“出口加工区”，现在特区扩大到厦门全岛，厦门特区才由出口加工区转为综合性的经济特区。这样一个转变，就意味着要重新谋划。 基于这样三个原因，近平同志就建议市委、市政府组织一班人进行研究，成立厦门市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办公室，就是由此动议而来的。当时我是市计委副主任，兼任战略研究办公室主任。近平同志也不是一开始就叫我负责这个办公室，而是请一些同志来座谈，座谈完之后才跟我说：“老郑，你来抓这个事情。” 制定发展战略，我们都没有经验，他就带我们到北京向有关部门和专家请教。我们第一个登门拜访的就是于光远。到了于老家里，我们非常震惊，不仅客厅里是书，连楼梯上都是书。于老见了我们说：“近平，你又来了！”说明近平同志不是第一次来向于老请教问题了。拜访于老之后，我们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向刘国光副院长和董辅礽所长请教，把我们在厦门搞发展战略的想法向两位经济学家作了汇报，他们都很支持。近平同志对刘国光副院长说：“能不能请您抽个时间到厦门来指导指导？”刘国光说：“我介绍老董的研究所跟你们合作。”于是后来董所长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就一直跟我们合作搞自由港研究。 拜访了这些名师大家之后，近平同志心里就有谱了，知道怎么来做这件事。他组织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的专家，还有厦门大学有关院系教研人员，还抽调了市有关部门的实际工作者，（下转第二版） （上接第一版）总共100来人开始做这个研究，围绕对台问题、实施自由港某些政策、建设自由港型的经济特区这三个基本问题，进行了21个专题的研究。 这21个专题都是近平同志亲自审定的，其中有4个是在全国首次提出的。最后一个专题《厦门市城镇体系与生态环境问题》，是近平同志请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研究所专章研究的，很有远见。现在他老讲“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其实在厦门的时候就已经有这方面的深入思考了。那个时候我们只注重开发，把精力都放在城市建设上，哪里还会考虑什么生态环境问题，但他就考虑得这么长远。历时一年半，我们完成了21个专题的研究，制定了《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要说这个发展战略到底为厦门解决了哪些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是11个方面。 第一，解决了厦门特区发展模式问题，也就是厦门到底怎么发展。根据专家的研究讨论，邓小平同志说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所以厦门的发展模式应该是建成自由港型的经济特区。这应该是厦门的特色，没有这个特色，怎么赢人家？ 第二，解决了厦门的城市定位问题。厦门应该是现代化国际性的港口风景城市。后来加上“旅游”两个字，变成“现代化国际性的港口风景旅游城市”。 第三，解决了厦门产业发展问题。邓小平同志指出：“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据此，我们确定厦门要以发展工业为主，兼营商贸、旅游、房地产业。当时有人说厦门要根据自身港口城市的特点搞贸易，但这样就不能发挥四个窗口的作用：如果只发展商业，没有工业，第三产业将缺乏自己的物质基础；如果只发展工业，不发展贸易也不行，工业也就没有市场。 第四，解决了厦门自由港的模式问题。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三步走”方案。 第五，解决了特区要发展什么经济的问题。确定厦门特区应该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这在当时争论比较大，有的专家说要发展商品经济，有的说要发展市场经济，到底应该发展什么经济？其实这两者都是说的要发展市场经济，为什么说意见会不一致呢？这里面有一个故事。《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这本书在出版的时候，鹭江出版社的领导找了我，说：“你这本书要出版的话，有几个事情需要根据我们的要求来改。”其中一个，就是要把“发展市场经济”拿掉。这个要是拿掉的话，就麻烦了。我们不搞市场经济，难道还搞计划经济吗？然后我就到厦大去找了跟我一起主编这本书的罗季荣教授，把这个意见跟他说。他说：“要不然这样，就改为发展商品经济。”有的人稿子里按这么改了，有的人没有改，书里的用法就会比较混乱。后来定为“在国家宏观指导下按国际市场价值规律运行的市场经济”。但这个说法，人家听不懂。最后就干脆写成了“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这样大家都能听得懂。 第六，确定了厦门的战略重点问题。 第七，确定了厦门机构改革的方向问题。我们提出“小政府大社会”，这在全国是首家提出来的。近平同志在厦门抓机构改革工作时，就根据“小政府大社会”的原则撤销了8个工业局。这在全国是先行一步的。 第八，解决了国有企业的组织制度问题。 第九，提出建立特区金融体系。这也是我们在全国第一家提出来的。我们提出要建立一个以人民银行为领导、专业银行为主体、多种地方金融机构为补充的多种金融成分并存、分工协作的特区金融体系。 第十，解决了资金自由进出问题。在全国首次提出了“离岸金融”。 第十一，解决了保护生态环境问题。这就是近平同志加上去的课题。当时他就提出，发展特区经济的同时，一定要防止环境污染，保持生态平衡，为厦门的子孙后代保护和创造一个美好的生产生活环境。 这个发展战略，解答了厦门特区怎么发展的问题，为厦门经济特区发展指明了方向，到现在还具有指导作用。其实，这个发展战略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另一个是那21个课题，这些课题覆盖经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规划，至今对厦门市制定五年规划还有借鉴作用。 采访组：厦门在当时四个经济特区中是面积最小的，制定发展战略，很难在短期内体现出效果，为什么习近平同志当时还要牵头做这样一件事情？ 郑金沐：当时，研究发展战略是个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但近平同志却一抓到底，毫不松手。他说，作为领导者，既要立足于当前，更要着眼于长远，甘做铺垫工作，甘抓未成之事。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一张蓝图画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 制定发展战略，重大意义就在于，在厦门经济特区初创的年代，从思考城市的定位和发展方向上，梳理特区的各项工作，从一开始就为建设经济特区找准方向，避免大的波折和走上弯路。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落实邓小平同志关于“要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的指示。现在有些领导都是在任内赶快搞一个事情，成绩一出来，马上就提拔走人了。但近平同志在20世纪80年代就体现出一种甘于做铺垫、甘为后人种树的精神境界，这一点非常了不起。 采访组：在您与习近平同志共事交往中，有哪些事情让您印象深刻？ 郑金沐：说起来，大概有这么几个方面。 一是政治意识强。这一点从厦门到中央一直是这样，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是坚定不移的，不是说他现在当了总书记我们这样讲。近平同志发展经济的理念很开放，但掌握一点，一定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他在厦门制定发展战略的时候，就跟我们战略办的同志说，我们是搞经济特区，不是搞政治特区，我们是搞社会主义，发展战略一定要体现这个，严格把握制定战略发展的方向，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要把厦门建成具有自由港特征的社会主义经济特区，而且要把这点作为制定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写进去，到本世纪末，把厦门建设成具有自由港特征的多功能的社会主义经济特区。 二是战略意识强。他在厦门工作期间，组织制定了《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任福建省长期间，提出厦门应加快实施跨岛发展战略，要做到“四个结合”，即：提升本岛与拓展海湾相结合、城市转型与经济转型相结合、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相结合、凸显城市特色与保护海湾生态相结合。这充分体现了近平同志的战略眼光，更体现了他对厦门的关心和了解。 三是改革意识强。他在厦门工作期间，抓机构改革，抓物价改革，抓国有工业企业利税分流改革试点，抓金融体制改革。这些改革都比较超前。他抓厦门金融体制改革成效明显，改革方案被选入《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文集。这本书的编辑委员会顾问，福建省有两个人，一个是省委书记项南，一个是省长胡平。胡平同志当时评价说，近平同志在厦门谈的“金融七条”很有前瞻性，到现在全国金融体制改革还是这七条。 四是大局意识强。1988年，他抓计划单列，省里对这个事情大体上是支持的，但有些具体问题看法不一致。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和行政管理权的划分有分歧，厦门市凡是高级职称都不能自己评。另外就是指标划转问题，比如资金、物资、粮食指标，我们总是跟省里说，多划一点给我们，就像姑娘要出嫁了要多给点嫁妆一样，因为中央直接划转的指标，是以省里划转的为基数。但省里却说，姑娘出嫁要对父母亲多做贡献啊，少拿一点。在这些方面，省市的看法不一致，近平同志就负责协调工作。他说，大家要从大局出发，从中央的意图出发，从省里的考虑出发，解决这些问题。这些话不是秘书给他写的，是他即席讲的。他一直在强调说：“我们是国家大局中的一颗棋，不能闹独立，要发挥特区的作用，不为难省里。”他懂得换位思考，工作方法非常好。 五是奉献意识强。《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这本书出版的时候，近平同志已经到宁德工作了。我给他打电话，请他当主编，他说让我和罗季荣签字，这本书就可以出版了。他坚持我们三个都当主编。现在没有哪本书是这样的，一般都是一个主编，其他都是副主编。这就是他平时说的“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不在乎名利的奉献精神。 采访组：您和习近平同志相识多年，您怎么看待他的为人处世？ 郑金沐：近平同志非常念情，你对他一分好，他都会非常感激，不会忘记。2010年，近平同志单独接见我们原来在一起工作的十几位同志，每一个人，什么时候跟他认识的，他都能回忆得很清楚。有人说：“您的记忆力真好！”近平同志说：“如果我这都忘记了，那就真老了！” 近平同志公私分明。有一次他正在哈尔滨参加会议，市里派我和他参加福建省汇报团，到北京汇报情况。我跟他打电话，问他知不知道这个事情，他说知道，明天早上就能到北京。我又问他要不要给他家里挂个电话，派个车子去接，因为当时厦门的驻京办没有车子，我是跟代表团一起，住在省驻京办。他说不用，让我在省驻京办的公共汽车站等他，果然他是坐公共汽车赶过来的。 近平同志很重情义。梁家河的人来找他，所有费用都是他负责，包括医药费也是。有一次，梁家河的老支书来找他，说今年村里的枣子大丰收，想请他帮忙出口。近平同志问一共有多少数量的枣子，老支书说了个数字。近平同志说，这么少不好出口，也就是没法给他们解决问题，但他话锋一转，问老支书怎么来的，老支书说是村里大家出钱送他来的。于是他二话没说，就给老支书垫付了来回路费，还带他去鼓浪屿看了看。后来，我了解到，他那个月工资又光了。 采访组：在工作之余，习近平同志和您的交流多吗？主要集中于哪些方面？ 郑金沐：工作之外我们都是闲聊，聊些上山下乡和看书的事情。近平同志说他当时上山下乡，满窑洞都是臭虫，晚上都没办法睡觉，第二天还要上工。他听说66粉可以杀臭虫，就把整个床都洒满了66粉，结果差点中毒。 这个事情他一讲我就有体会。我1958年参加福建省代表团赴安徽考察，考察完后要坐火车，我怕误点，就从省委宾馆搬到离火车站很近的招待所。我交代服务员让他一定准时叫我，服务员说，不用叫你都会醒的。我当时还不明白，一睡下才发现那儿全是臭虫，一晚上折腾得根本不能睡。 他书看得很多，晚上经常看书到凌晨一两点，最晚到凌晨4点。他最怕第二天有什么活动自己迟到了。所以他的闹钟设置了之后，还要再校对一次，保证做到绝对不迟到。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对您个人有什么关心的地方吗？ 郑金沐：近平同志对我个人非常关心。后来每次来厦门，他都会问我战略办的情况。比起“计委”，近平同志更喜欢叫“战略办”。他说战略办更亲切一点，因为这是他亲自抓的。近平同志开始是分管农业、体改委、战略办、司法，有时他还兼抓税收、财务等大检查工作。任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后，才全面抓计委、财政、税务、金融、物价、人事、编委等工作。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离开厦门后，你们还有交往吗？ 郑金沐：近平同志离开厦门时，我去为他送行，还有两个人也去送了，就是陈慧瑛夫妇。近平同志走之前问我，宁德怎么样，我说我还没去过宁德，但我听说宁德发展很吃力。第一个是交通不方便；第二个是没有电，有人说“福建福建，不是缺水就是缺电”，宁德更是如此；第三个是没有资源，还不如龙岩，龙岩虽然是山区，但是山里有矿，山上有木头，宁德山里头都是泥巴。 到宁德后，他根据那边的情况，抓扶贫，做出了很多成绩，得到干部群众认可。他很求真务实，能干什么就干什么，而不是生搬硬套。后来他到福州当市委书记，听闻我到省里开经济工作会，还特地约我见面，听我对福州的看法和对福州发展的意见。 在我心目中，近平同志永远都是那个年轻富有创见、充满活力和干劲、愿意为党的事业不断奋斗的好领导。 （转载自2019年7月22日《学习时报》） |
“提升本岛、跨岛发展”战略是2002年提出的。站在今天的角度回看10多年前总书记的思路，是十分有战略眼光的。10多年来，为了落实这一战略，厦门市委、市政府调整岛外行政区划，加快连接岛内外交通设施的建设，抓紧投建岛外城市次中心，设立各个园区，逐步有力有序推进战略实施。 采访对象： 朱亚衍，1944年8月生，福建泉州惠安人。1986年前在化工部部属单位工作，1986年调任厦门化工公司经理兼利恒涤纶公司党委书记，1987年12月任厦门市副市长，1990年7月任厦门航空公司董事长兼党委书记，1993年6月任厦门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1998年1月任福建省副省长，2000年2月任副省长兼厦门市长，2002年7月任省委常委、秘书长，2005年5月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2008年退休。 采访组：朱省长您好！请您介绍一下当年和习近平同志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 朱亚衍：近平同志是1985年6月来厦门工作的，我是1986年3月调来厦门工作的，和他第一次见面是在1986年夏天。当时，化工部副部长冯伯华同志来厦门检查工作，主管工业的副市长不在厦门，所以市政府办公厅就请近平同志代为接待，我有幸陪同，就有了与他的第一次接触。 近平同志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可以用6个字概括：年轻、博学、亲和。当时他只有30岁出头，短短的交谈让我觉得他学识非常渊博，又很有亲和力。 那次我们还很有成果，就是把厦门橡胶厂的工程轮胎项目给谈下来了。当时厦门有个工程机械厂，生产工程机械需要用大尺寸轮胎。厦门虽然也有一个橡胶厂，但这个橡胶厂只能生产自行车轮胎和小卡车轮胎，不能生产工程轮胎。这些工程轮胎都是从河南、贵州等地购买的。正是因为这一次见面，近平同志带着我与冯伯华副部长座谈，就把工程轮胎的项目办下来了，可以为厦门的工程机械厂配套生产工程轮胎了。 采访组：我们知道您曾担任厦航董事长，请您谈谈习近平同志当时是如何关心和支持厦航创建和发展的？ 朱亚衍：我是厦航的第三任董事长，厦航能有今天的发展，归功于改革开放，得益于国家民航局以及省市的支持和帮助，倾注着近平同志的心血。从厦航组建到今天，他始终念念不忘厦航的发展。 我先讲讲厦航组建的过程。厦门地处东南一隅，如果坐火车、坐轮船，路上花的时间太长，谁还有兴趣到这里来考察和投资？所以，批准厦门成立特区后，大家最着急解决的就是交通问题。几个特区当中，第一个修建机场的是厦门，第一个开办航空公司的也是厦门。1984年，厦门机场通航后，国家民航局和福建省政府商定合作开办航空公司。同年7、8月份，厦门航空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由时任福建省副省长张遗同志担任厦航第一任董事长。次年，新组建的厦门航空公司委托国家民航局通过融资，租赁了2架波音737-200型飞机。我们当时没有人才，就交由广州民航管理局代飞。 一个航空公司在初创阶段，最难的就是飞机引进和人才引进。引进一架飞机要过五关斩六将，需要层层审批。引进开飞机的飞行员、修飞机的技师、懂航空经营管理的人才也很难。我还没担任董事长的时候，厦航就已从部队的飞行员和飞机维修人员中引进了人才，我相信这肯定有近平同志的心血，因为他在中央军委办公厅工作过，一定协助做了不少工作。我担任董事长以后，也找过近平同志帮忙协调引进飞机。1986年10月，厦门航空公司所属飞机从广州转场到厦门，终于由我们自己的机组飞行航班。可以说，厦门航空公司的创建是与近平同志的关心和支持分不开的。 不单单是初创阶段，在厦航随后30年的发展中，近平同志也一直给予关心和指导。1993年，厦航开通福州到深圳的航班，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近平同志亲任首航团团长，赴深圳交流。2000年4月23日，已是福建省省长的近平同志专程到厦航和机场指导工作，他说：“厦航之所以口碑好，一是靠改革，二是舍得投入，三是服务规范，四是以人为本。厦航企业路子对，员工素质高，经营效益好，为省市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2006年7月22日，厦航杭州分公司成立，此时已是浙江省委书记的近平同志亲自致信祝贺。2013年，近平同志作为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会见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我们厦航的一个乘务长有幸参加了会见。这个乘务长对总书记说：“总书记您好，我是厦门航空公司的。”近平同志亲切地说道：“好，回去跟厦航的同志们问好。”近平同志对厦航的关心一直激励着厦航人奋发图强，砥砺奋进。一晃30年过去了。在总书记关心下，厦航发展到今天，已连续盈利30年。在全球民用航空协会评级中，厦航名列中国所有航空公司第一位，和美国西南航空公司被评为同一个级别。 2015年9月23日，近平同志访美期间参观波音公司宽体飞机厂，波音公司在厂房门口摆了两架飞机，一架是即将交付国航的波音737，另一架是即将交付厦航的波音787。近平同志在波音公司总共参观不到1个小时，单在厦航这架飞机上就坐了15分钟。他说：“刚才，我参观了即将交付厦门航空公司的这架波音787飞机。在1985年，也就是30年前，我担任厦门市副市长，分管厦门航空公司，参与了它的组建和初创。初创阶段的厦门航空公司，连带厦门机场，都是利用国际贷款发展的，当时也就只有几架飞机。30年过去了，厦门航空公司引进了最先进的波音787飞机，这就是中国民航事业发展的缩影。”近平同志在讲话中谦虚地说自己“参与了”组建和初创。其实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一直到2013年、2015年，他对厦门航空公司的建设与发展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厦航能有今天的发展，当然有厦航员工的努力，更离不开近平同志各个方面的支持。从另一个角度说，厦航今天的发展，没有辜负近平同志的期望。 采访组：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提出“提升本岛、跨岛发展”战略的过程，以及这个战略对厦门发展的深远影响。 朱亚衍：“提升本岛、跨岛发展”战略是2002年提出的。站在今天的角度回头看10多年前总书记的思路，是十分有战略眼光的。 10多年来，为了落实这一战略，厦门市委、市政府采取了多种举措，逐步有力有序推进战略实施。一是调整岛外行政区划，撤销同安县，设同安区和翔安区，加强了对岛外经济社会发展的领导。二是加快连接岛内外交通设施的建设，相继建成翔安隧道、杏林大桥、集美大桥。三是抓紧投建岛外城市次中心，海沧新城、集美新城、同安新城、环东海域新城均初具规模。四是设立火炬园区、工业集中区、两岸新兴产业园区、自贸区，这些区域成为厦门经济强劲发展的新增长点。 采访组：在您与习近平同志的工作交往中，有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事情？ 朱亚衍：我讲两件事情吧。第一件事，近平同志很重视农业，“三农”工作是他自己“讨来”的。他1985年到特区工作，那个时候特区建设刚刚开局，基础设施建设和招商引资的任务很重。他除了承担市政府给他的分工外，还主动要求分管农业。 他当常务副市长以后，分管的工作一共四大块：第一块是农业口，包括农委、农业局、林业局、水电公司、气象台、水产局、乡镇企业公司和木材公司；第二块是大计划口，包括市计划委员会、经济信息中心、物资公司、劳动局、体改委；第三块包括编委、人事局、财政局、税务局、审计局、人民银行和工农中建四大银行、外汇管理局、保险公司、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第四块是县区政府工作。这四大块工作中，第二块和第三块一般是常务副市长分管的工作。除了这四大块工作，他还联系市人大、市政协。所以你看，他刚来厦门的时候就把“三农”工作讨来分管，当了常务副市长以后继续分管下去。近平同志离开厦门以后，后来的常务副市长都没有再分管农业。有一次我跟他说，农业不应该放在常务副市长这里。他的回答是：“我看到厦门农村这一块比较弱，就主动要求分管。” 对分管的“三农”工作，近平同志的特点是“三到”：一是心到。他对农民和农村工作有很深的感情，这个可能和他过去在延川插队、在正定当县委书记的经历有关，是一种心系农村的情结。二是人到。那个时候厦门大部分是农村，湖滨北路对面是晒盐的盐场，根本没几栋房子；还有个军营村，是厦门最后一个通公交车的行政村，我第一次知道这个村还是听他给我说的。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期间，走访过大部分农村。三是工作措施到。每到一处，他都结合当地实际提出有针对性的措施，以推动工作开展。他现在讲话很接地气，扶贫力度这么大，还提出非常切合实际的“精准”两个字，这在他当年厦门、宁德等地的实际工作中都有所体现，是与他丰富而深刻的实际工作经验和社会经验积累分不开的。 第二件让我十几年难以忘怀的事情，是我向近平同志汇报厦门财政上缴比例问题。厦门经济特区的发展，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就是1988年4月计划单列市的确立，厦门市从此就能够享受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 为了理顺计划单列工作，我们当时一个一个厅、一个一个部委地去沟通。最快谈下来的是交通，1988年厦门机场下放，然后是港口，等这些都陆陆续续定下来后，财政计划单列一直到1993年才最后定下来。从1988年到1993年，一共谈了5年，实际上财政计划单列就是谈两个事情，一个是上缴的基数，再一个是每年递增的比例。 到了2001年农历正月十五，下午快要下班前，我得到一个消息，转天习近平省长要听财政厅汇报，准备调整厦门市财政的上缴比例。我知道兹事体大，本着对工作负责任的态度，我一定要在会议前向近平同志汇报我的想法。于是赶快给近平同志打了电话，我说：“我晚上有个会，会议一结束我就赶往福州，请您一定在办公室等我。”他问我什么事，我说很重要，等到了再说。晚上，我就往福州赶，经过莆田的时候正好接近零点，因为是正月十五，从车窗看出去，漫天都是烟花。 赶到福州的时候，已经是下半夜。到了近平同志办公室，他果然在等我。我说：“我听说明天你们有一个讨论厦门财政上缴比例的会，你们能给厦门减轻点负担吗？”他笑笑说：“你想得倒好，要增加点负担。”我继续问他：“现在上缴比例已经很高了，财政部门给你说的提高上缴比例的理由是什么？”他说因为全国其他城市，像南京、杭州、广州上缴比例都比厦门还要高。我听他这么一说，心里就有数了。于是就跟近平同志解释说：“我不否认这些城市上缴比例比我们高，但那些都是副省级城市，并且不是计划单列市。我们厦门是计划单列城市，在深圳、厦门、宁波、青岛、大连这5个计划单列市中，厦门的上缴比例是最高的，就不要再提高了吧。”近平同志长期在基层工作，我这么一说，他很快就明白了。他很爽快地对我说：“老朱，幸亏你今天来了，不然明天会上定了以后就不太好再说了。” 这件事情让我感触很深，近平同志当时已经是一省之长，在正月十五的深夜，能在办公室等一个下属，虚怀若谷地听取意见，最后还能采纳意见，确实非常难得。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离开福建以后你们还有联系吗？ 朱亚衍：我与近平同志的联系一直没有断过。在这么多年的联系中，有一次与他通话让我印象很深。那是2002年11月左右，他已经去浙江任职了，当了几个月的代省长，马上转成书记。一天晚上我给他打电话，问他在浙江习惯不习惯。那一次， 我们就在电话里谈了很久。他很念旧，在电话里问我最近工作怎么样，家里老人怎么样，也很关心同事，一个一个点着名问大家的近况。然后我们谈到了厦门工作的点点滴滴。2010年，已经是国家副主席的近平同志到福建视察工作，先到福州，然后到宁德，再从宁德坐动车到厦门，把以前在一个班子里工作的同志们都找来坐坐，大家见面都很高兴。近平同志待人很诚恳，不管对待下属还是对待同事都是这样，每次想起30多年前与他共事的经历，想起那次和他的对话交流，我都非常想念他。（转载自2019年7月19日《学习时报》） |
近平同志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句话。第一句是：“要发财就不要来当干部，要当干部就不要想发财。天底下好事你都要，上天不会同意的。”后来他到省里当领导，作报告时还讲过这句话，说明这是他一以贯之的思想。第二句是：“我们一切工作，都要落实到基层。我们一切工作，基层最重要。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是第一线，也是前线，也是火线。”后来他当了省委领导，到厦门视察时还讲到基层是第一线，是前线，说明这也是他一以贯之的思想。 王金水，1934年5月生，福建安溪人。1979—1987年历任厦门市副市长、常务副市长、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书记，1987年任厦门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1993年任福建省人大常委。1999年10月退休。 采访组：王书记您好！习近平同志1985年来厦门工作的时候，您是市政府党组书记。请介绍一下你们初次见面的情景。 王金水：我们这些当时在厦门工作的同志都知道，近平同志到厦门那一天，正好是他的生日。用他自己的话说，到厦门有双重意义：一个是他32岁的生日；再一个他当过农民，长期在农村工作，到厦门任职是他第一次从农村到沿海城市工作，又是参与经济特区建设，所以记忆犹新。我记得他在一篇短文里是这样说的：“到厦门这个经历，对我人生的经历来说，是一种补充，是一种充实，对后来的工作，起了很重要的、基础性的作用。”我认为，他对自己在厦门这一段工作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也看得出他对厦门的感情是很深的。 那时候，我是厦门市政府党组书记，第一次见到近平同志，是他来参加党组会议。当时他分管农业，后来还分管内联（经济协作）企业。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厦门期间是怎样参与特区建设的？有哪些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情？ 王金水：当时我50多岁，近平同志30出头，他在厦门的时间虽然不长，只有3年多一点，但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让我感到这个年轻的副市长与众不同。举几个具体例子。 1987年，我到市人大工作以后，还兼任市委副书记，组织部也还由我分管，经常宣布政府干部任命。市里任命新的重要领导干部，我都要跟他们谈一次话。我的习惯是这样：任命哪个口的干部，就请分管的市领导一起来谈话。近平同志分管农业口，所以任命农业口的干部，谈话时我就把他一起找来。后来他当常务副市长了，计委、财政等很多部门的干部都是他的部下。任命这些干部，我都把他找来，跟我一起谈。谈话时往往是我主讲，讲完后也请他讲一讲。当时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句话。第一句是：“要发财就不要来当干部，要当干部就不要想发财。天底下好事你都要，上天不会同意的。”后来他到省里当领导，作报告时还讲过这句话，说明这是他一以贯之的思想。第二句是：“我们一切工作，都要落实到基层。我们一切工作，基层最重要。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是第一线，也是前线，也是火线。”后来他当了省委领导，到厦门视察时还讲到基层是第一线，是前线，说明这也是他一以贯之的思想。 还有一件事，让我感到近平同志有一颗火热的心。有一次，他到办公室找我，说他最近走访了几个生产队，在离金门最近、最前沿的何厝村，看到民警抓了一个犯罪分子，民警骑着自行车，犯罪分子戴着手铐坐在后面。近平同志说：“派出所连一部摩托车都没有，有时候追逃犯，逃犯骑摩托车，我们的民警却骑脚踏车，这多危险啊。”他就问我，能不能给每个派出所配一部摩托车。听到这个情况，我把财政局长请来，让他计算一下，厦门有多少派出所，财政上够不够给每个派出所配一部摩托车。第二天，财政局长来找我，说拿不出这笔钱。当时厦门刚办特区，是“吃饭财政”，有时候发工资都有困难，给每个派出所配一部摩托车，谈何容易。我就说，近平同志讲的这个事情，是个大事，一定要解决，不一定一步到位，可以分两三步走。半个多月以后，第一批最前沿的地方先配上了摩托车。 这个事，让我思考了好久。当时我是常务副市长，他是分管农业的副市长，公安政法不归他分管，他反映的这个问题，应该由分管政法的同志来考虑解决。而且按理讲，派出所是不能直接向市政府打报告的，要先向公安分局打报告，公安分局向市公安局提交申请，市公安局再向市政府汇报。财政局每个月都是集中在一两次会议上讨论基层拨款问题，所以这个事情如果按照惯例来做，没有半年是肯定下不来的。而且，如果是别人，考虑到不是自己分管的工作，也许不会说得这么直接。派出所所长给他反映这么严重的问题，他如果想应付了事，只要说一句话“这个事我支持，你们打报告吧”，也就没他的事了嘛！但他就能为了这么一个不是自己分管的、完全可以“应付了事”的事情直接找到我，希望帮助他们解决。我感到他身上有一种很强的责任感，只要是厦门的工作，只要是对工作有益的事，他都尽力去做。 第三件事是近平同志接替我任常务副市长后，做了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主持制定了厦门市第一个发展战略——《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1984年，邓小平同志对厦门作了两个很重要的决定，一个是把特区扩大到全岛，第二个是可以享受某些自由港政策。但是，国家只给政策，没给钱。这条路该怎么走？怎么发展建设？这需要厦门自己来探索。当时近平同志为了制定好这个发展战略，花了很多精力，邀请中顾委委员、经济学家于光远，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刘国光等100多位专家来厦门调研、论证。同时组织300多人，列出20多个专题，做专题研究。最后制定的发展战略，好多专家都很欣赏。于光远对这个发展战略给以很高评价，他说：“厦门是第一个提到生态问题的；把厦门作为贯彻‘一国两制’、实施对台政策的试验区，‘两门对开’‘两马先行’是厦门首先提出来的。逐步开展离岸资金业务，实现资金流动相对自由，也是厦门的首创。”后来，市政府还没有讨论这个战略，近平同志就调离了厦门。他走前给我留下了一句话：“这个战略如果市政府讨论通过了，也请市人大讨论研究一下。”可见，他即使调走了，也念念不忘厦门的发展。 采访组：您刚才提到，习近平同志牵头制定的厦门发展战略第一个提到了生态问题，请您讲讲他在厦门工作期间是怎样重视自然生态问题的？ 王金水：厦门有一个连着外海的天然湖叫筼筜湖，海水可以流到城市当中来，本来是一个很漂亮的风景区。20世纪80年代，厦门搞特区建设，工业废水都往这个湖里排放，到了夏天臭烘烘的，苍蝇蚊子满天飞，住在周围的老百姓叫苦连天。当时我已经到市人大工作，关于这个筼筜湖怎么治理，人大代表提出很多建议。有一次万里委员长到厦门视察工作，我送他到机场的时候说：“委员长您两次到特区，厦门机场的建设也是您下决心推动的，您要经常到厦门啊！”他回答我：“好啊，你们什么时候把筼筜湖治好了，我就来。”这是一句很重的话，说明当时筼筜湖的情况太糟糕了。 后来，市人大召开专门会议，通过了筼筜湖治理决议。我们制定了一整套治理方案，但要花钱——每年花1000万元来清理。20多年前的1000万元是天文数字，比现在几个亿还要多。这1000万元要不要拿、怎么拿，市政府感到很棘手，讨论的时候也有不同声音。当时近平同志已经是常务副市长，分管财政，他很支持这项工作，最终我们几个领导同志共同下决心，这笔钱就从近平同志手上批下来了。在人民群众的呼声下，人大代表提案，中央领导检查督促，连续3年，总共投了3000万元，终于把筼筜湖治理好了。这个事情是近平同志与我们共同参与的，我们都从这件事中得到一个教训，那就是：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发展生产。 在保护环境方面，我听说近平同志担任福州市委书记时，对寿山石资源的保护采取了很多措施。我们国家有十大名石，福建就有两个：一个是福州的寿山石，一个是漳州华安的九龙壁。田黄是寿山石最优良的品种之一，现在还有一亩多地没有开采，就是近平同志在福州当市委书记时下令不准开采，才保护下来的。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与彭丽媛同志是在厦门登记结婚的，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两人结婚时的情况吗？ 王金水：近平同志对厦门情感很深，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跟彭丽媛同志是在厦门结的婚。当时我是市政府党组书记，他给我和时任市委书记邹尔均说了自己要结婚的事。他当时说：“有一个事，要跟组织报告，彭丽媛今天到厦门了，明天我们要结婚。”我说，这是个好事啊。我们大家都为他高兴。第二天，我给他打了一个电话，问他在哪里举行仪式。他说，不举办什么仪式了，就在厦门宾馆吃一个便餐。 当时他没有在厦门安家，住在市委宿舍，结婚那天请我们在外面吃了顿便餐。饭后，我们说民间都闹洞房，我们就去你们洞房喝茶吧。他很痛快地说：“来吧！”我们去了4个人，我一个，还有市政府办公室主任林义恭、市计委副主任郑金沐和吕拱南。他原本没有任何准备，结果就发现茶杯不够用。他们夫妇自己喝水有两个茶杯，又拿出刷牙的两个茶杯，还有两个碗，这才凑齐了6个。彭丽媛到门口买了一大包糖果，花了5块钱。我们还开玩笑，说我们一共4个人，你这一包糖给我们谁吃？彭丽媛说，不好意思，没给你们准备礼物。吕拱南说，你有礼物，你唱歌就是礼物。她说：“行，我就送你们一首歌。”于是她就给我们唱了一首歌。后来有一种误传，说我是他们结婚的证婚人，因为我曾在一篇文章里介绍了这个过程。其实他们结婚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就不存在证婚不证婚。 他们结婚那天正好是周六，近平同志给我讲，周日要带彭丽媛去漳州的东山县看一看。第二天，司机就开着车带他们去了东山，住了一晚上，住宿费、来回的汽油费都是他自己掏的。在30年前，他就是这么严格要求自己的。后来我在很多场合用近平同志的这个事情跟大家说：一个人要养成一个好习惯，受益终身；一个人如果养成一种坏习惯，受害终身。 采访组：在您与习近平同志共事的几年里，他给您留下了哪些深刻印象？ 王金水：我与近平同志在一起工作的那几年，正是特区建设初期，可以说都在疲于奔命，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很少有周末，相互之间生活上的交往很少。但我知道，他有一种过目不忘的特殊能力。你看他访问法国，能把法国历史上几个名人的著作一口气说出来。我曾经问他：“你这种过目不忘的能力是从哪里来的？”他告诉我，是逼出来的。他给我讲，他在耿飚同志身边当秘书的时候，不能带笔记本，开会时耿飚同志的指示也不能记录，只能凭脑袋记。他经常跑到卫生间偷偷用笔记下来，然后背，背熟了再烧掉。当时也没手机，打字机也是很原始的，一个字有几个号码，都是靠背。他的记忆力就是这么磨练出来的。 那时候我们工作很忙，只有周末偶尔能抽出一点时间。他就喜欢跑新华书店，我也喜欢，所以在书店就比较容易碰到他。后来我当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的时候，每年要到省里面开人大代表会议。省人大开会期间，新华书店都会在会议大厅卖书，休会的时候，我经常能在卖书的地方看到他。 当时，近平同志住在图强路，我和他是邻居。彭丽媛来厦门的时候，早上经常去厦门宾馆的食堂打饭。有一次，我去打饭的时候碰到她，就问：“近平怎么没有来打饭，让你来打？”彭丽媛说，他前一天半夜一直在看书，早上就起不来了。彭丽媛跟我说：“近平一看到书就‘醉’了。”所以说，埋头工作、埋头读书几乎是他工作、生活的全部。 我还记得海南省委书记刘赐贵同志给我讲过一件事，他在厦门当市长的时候，到北京开全国人代会见到近平同志。近平同志问他：“你什么时候到厦门当的市长？同安的军营村现在怎么样了？”刘赐贵是非常实在的一个人，听了他的问话很不好意思，就实话实说自己还没有去过。回来以后，他给我讲了这件事，说当时自己整个脸都红了，没想到近平同志当年在厦门短短3年时间，连最偏远、最贫穷的地方都去过了，更没想到过了那么多年，他对厦门基层的百姓仍然如此牵挂。 近平同志很尊敬老同志。我从市委到人大工作以后，唯独他在有想法的时候，要么给我打电话，要么到我办公室，来听听我的意见。后来离开厦门以后，尤其到了北京，他每年都给我寄贺年卡，不是打印的，是亲自用毛笔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来的。到了第三年，我给他打电话，说你现在日理万机，不能再浪费这个时间，不要再给我寄贺年卡了，我也不再给你寄了，我们互相打个电话就行了。他同意了，就没有给我寄贺年卡。但是逢年过节，都有工作人员给我打电话，讲很多祝福的话。 2010年他回到厦门，还在百忙当中把我们几个老同志找到一起聚聚，见面第一时间伸出双手和我们握手，对我们很热情。他给省委书记和北京来的各部门领导、朋友介绍我时，不说我的名字、职务，而是给大家介绍“这是我的老班长”。他离开厦门30年了，不仅没忘记我们，而且对每一个人都介绍得很详细。我们听了以后很感动。 我回忆的这些虽然都是生活细节，但是能看出一个人的高度和胸怀。 （转载自2019年7月17日《学习时报》） |
编者按：福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孕育地和实践地。《习近平在厦门》《习近平在宁德》《习近平在福州》《习近平在福建》系列采访实录生动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时的科学理念、重大部署、宝贵经验和优良作风，为我们深入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提供了鲜活教材。系列采访实录在中央党校《学习时报》连载后，在全省各地、各界、各行各业产生了持续热烈的反响。全省上下怀着深厚的感情、强烈的责任，兴起学习热潮，进一步提高了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进一步激发了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超越的巨大动力。 为持续兴起“大学习”热潮，营造浓厚学习氛围，不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应广大干部群众的热烈要求，本报今起持续转载《习近平在厦门》《习近平在宁德》《习近平在福州》《习近平在福建》系列采访实录，以飨读者。 在1985年11月市委常委的组织生活会上，近平同志说：“我来厦门工作，用孙中山先生‘不要立志做大官，而要立志做大事’来勉励自己，地位变了，作风不能变。”我相信，虽然知道厦门当时还存在很多不足，要发展还有一定挑战，但他来厦门参与特区建设，想的就是要发扬优良工作作风，立志做大事。这应该是他来厦门特区工作的初衷。 采访对象： 李秀记，1937年1月生，福建南安人。196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系。 1972年到厦门工作，1983年2月起任厦门市副市长，1984年2月任市委常委，1984年12月任市委副书记兼市纪委书记，1988年9月任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1992年12月任市委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1995年8月任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2009年退休。 采访组：李书记您好！习近平同志到厦门任副市长时，您是第一个接触他的人。您还记得你们初次见面的场景吗？ 李秀记：近平同志1985年6月中旬来到厦门，那一天正好是他32岁的生日。他来的时候轻车简从，自己搭了一个便车就来了。当时我主持市委日常事务，所以我就去接他。当时，从福州到厦门只有一条路，还不是柏油路，而是砂石路，灰尘很多，也很窄，我们经常去福州开会，走这条路需要8个多小时才能到。近平同志来厦门前，省委组织部提前打了电话，说大概上午8点钟出发。我就按照经验，下午3点提前到厦门宾馆等，等到大概4点多，才把他等到。 车子一到，车门一开，近平同志就微笑着说：“我是习近平。”我赶快迎上前说：“我是李秀记，代表市委、市政府来接你，欢迎你来厦门参加特区建设。”他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就是穿着简朴、年轻精神、态度谦逊。 接上近平同志后，我带他住进了预先安排好的厦门宾馆2号楼底层的一个房间。按照厦门的习惯，坐下来后，就是喝茶。我一边喝茶，一边给他介绍厦门的情况。近平同志听完，很高兴地说：“今天对我来说有双重意义，第一我是来参加特区建设的，二是我的生日。”我赶快站起来，祝他生日快乐！聊到饭点，我们就一起去吃晚饭。按道理，过生日应该有个蛋糕，按厦门的习俗还要吃寿面和鸡蛋。但当时条件所限，没有蛋糕。当天饭菜里有海蛎煎、炒面线、土笋冻等一些厦门的特色菜。海蛎煎里面有鸡蛋，寿面就用炒面线代替了，也算是按照厦门的习俗给近平同志过了一个生日。 吃饭的时候，我们越聊越近，很快就像朋友一样敞开心扉。他向我介绍了他在陕西延安的7年知青生活，我说我也在陕西工作过，也是7年，但是在一机部西安高压电器研究所工作。我们在陕西期间都入了党，还是清华校友，现在又同在厦门参加特区建设，应该说是很有缘分的，也有很多共同话题。 近平同志记忆力很好。2010年9月5日，他任国家副主席时来厦门检查指导工作，跟我握手时，还提起来厦门第一餐吃的三道菜。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刚来厦门那会儿，厦门的发展情况是怎样的？您当时向他介绍了些什么情况？ 李秀记：厦门经济特区是1980年10月设立的，刚开始的时候只有2.5平方公里，而且是在一个多海滩山区的地方，经济特区管委会与厦门市政府是两个厅级单位，统一由市委领导。邓小平同志1984年2月来厦门视察后，经济特区扩大到厦门全岛（包括鼓浪屿）131平方公里。1984年9月1日，经济特区管委会与厦门市政府合并，市政府行使经济特区管委会职能。近平同志到厦门来的时候正好是在合并之后。如果说刚开始2.5平方公里是特区的初创阶段，近平同志来厦门后，正赶上厦门经济特区建设进入更快更好的发展阶段。 我给近平同志介绍厦门的情况，用了六个字来形容：“港、景、文、侨、台、特”。第一个字“港”，厦门有一个优良的港口，是不淤不冻的良港。港口历来都是通商的口岸，福建省的商贸活动从这里出海，这是厦门非常突出的一个特色。第二个字“景”，厦门风景优美，有鼓浪屿，有万石植物园，有集美学村，风景特别好。第三个字“文”，厦门文化教育事业比较发达，当时就有7所高校，厦门大学更是全国闻名遐迩的重点高校。据统计，当时厦门大中专毕业生所占比例是全国平均值的4倍，人文环境也比较开放包容。第四个字“侨”，厦门是个侨乡，是福建省华侨出入的口岸。厦门华侨在世界各地特别是东南亚一带经商的很多，被誉为“华侨旗帜”的陈嘉庚先生祖籍就在厦门，他倾资办成的集美学村也坐落在厦门。办特区之初，厦门就是因为华侨多才从省里要下来了特殊政策。第五个字“台”，厦门与台湾一水之隔，用肉眼就能直接看到金门。过去30多年，厦门作为对台海防前线，经济建设上受到一定制约。直到邓小平同志来视察后，才慢慢把“台”这个优势凸显出来。第六个字“特”，正因为我们有上面说的这些特点和优势，中央决定设立厦门经济特区。当时给我们的特殊政策，就是特区范围内的税收可以按15%征收（一般是33%）。但一开始只有2.5平方公里，而且还有待开发。所以在邓小平同志来视察之前那3年，我们只做一些市政规划、“五通一平”之类的基础设施建设工作。 听我介绍后，近平同志问我：“你说了厦门的六个优势，那厦门还有哪些弱势或者弱点？”我以个人的观察，向他介绍了厦门的三点弱势。 一是城市规模小。整个城市就是围绕中山路那几条街，当时的城市人口只有28万。有本小说叫《小城春秋》，写的就是发生在厦门的故事，也从侧面说明厦门是一个“小城”。 二是经济基础差。一方面是基础设施差。当时我们的基础设施差到什么程度呢？厦门老百姓有句话说：“道路不平，电灯不明，电话不灵，自来水经常停。”我刚到厦门的时候住在市区，夜里12点以后只有一个公共自来水龙头有水，每家每户就挑两个桶，去那里接水，最初一担水一分钱，后来涨到两分钱。现在人们很难想象的场景，却正是当时厦门基础设施的真实写照。另一方面，特区设立之初，工农业总产值才11亿元，财政收入1.85亿元。1972年我刚从西安调到厦门工作，当时整个厦门市的工业总产值，还不如西安市一个西电公司。在之前的30多年，国家对整个厦门市也只投资了1200万元，还主要是用于海堤建设。这1200万元，我们精打细算，发动群众和解放军，用人海战术，移山填海，花了900万元修建了海堤，剩下的300万元兴建各类工厂。后来的罐头厂、橡胶厂都是用这300万元建起来的。那个时候，厦门引进外资也很少，引进的第一个外资是“印华地砖厂”，是一个印尼华侨办的外资企业。所以我和近平同志开玩笑，说厦门经济特区是从“一块砖”开始建设起来的。 三是市容市貌旧。当时的厦门基本上是一个“旧城”，像样点的建筑只有集美学村和鹭江宾馆，其他建筑都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建的。有人这样形容：“厦门像一个美丽的姑娘，却穿了一身破旧的衣裳。” 我讲完这些，近平同志当时并没有说什么。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没过多久，也就是在1985年11月市委常委的组织生活会上，参会人员各自谈了自己的思想工作生活情况。近平同志说：“我来厦门工作，用孙中山先生‘不要立志做大官，而要立志做大事’来勉励自己，地位变了，作风不能变。”我相信，虽然知道厦门当时还存在很多不足，要发展还有一定挑战，但他来厦门参与特区建设，想的就是要发扬优良工作作风，立志做大事。这应该是他来厦门特区工作的初衷。 采访组：请您简要介绍一下习近平同志当时的工作状态。 李秀记：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3年，参与市委、市政府重大问题的决策。当时市委书记邹尔均兼任市长，经常召开市委、市政府联席会议，个别还有市委全委扩大会议和领导干部会议。这些会议，只要近平同志在厦门，他都会参加，并就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发表意见。按照分工负责制，属于他分工范围的，他会非常认真地去负责组织实施。用通俗的话讲，不管大事小事，只要是组织决定的，他就尽力去干，而且能把事情干好。 厦门岛屿多，山区多。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的3年里，走遍了厦门农村、海岛，像“英雄三岛”（大嶝、小嶝和角屿），还有海拔1000多米的军营村等等。不仅如此，他还虚心学习，从来没把自己看成是什么高高在上的领导干部。当时我担任市委副书记兼纪检书记，记得有一次开大会，向党员通报整党工作报告，我看见近平同志专心听着整党情况，还认真做着笔记，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在工作中，近平同志还特别注重发挥老干部的作用。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全市老干部他基本都走访过，还经常向老同志请教问题，听他们介绍厦门的历史，学习他们的工作经验。 近平同志这种平易近人、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以及注重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的工作方法，为他“做大事”奠定了坚实基础。 采访组：我们了解到，习近平同志曾经牵头制定了厦门的发展战略，后来也具体指导过厦门的发展方向。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李秀记：是这样的。我理解，近平同志对厦门倾注的心血，集中体现在他对厦门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向的思考上，可以说他先后两次为厦门制定了发展战略。 第一次是从1986年8月开始，历时一年半，他作为分管计划工作的副市长，主持编制了《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实际上，市委、市政府之前也研究过类似的规划，邓小平同志来厦门视察后，原先的规划就需要重新考虑和制定。与之前编制规划不同，近平同志站得高、看得远。他邀请了北京的专家学者、厦门大学教授，以及在厦门实际工作多年、对发展规划有研究的同志一同反复论证，还广泛征求干部群众和老干部的意见。他很注意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接触广大干部群众，了解各方面情况。这个发展战略的成功制定，为2000年把厦门建设成为自由港型的经济特区提供了有力依据。 近平同志第二次为厦门发展指明方向，是他担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期间。虽然不是编制具体的发展规划，但却是更高层次的战略指导和大思路。此时，他牵头制定的厦门发展战略经过15年的实施，目标已经变成现实。2002年1月在省人代会上，近平同志在参加厦门代表团审议省政府工作报告时，明确提出了“厦门城市规划由海岛型向海湾型转变”的思想。同年6月，他到厦门调研，提出“提升本岛，跨岛发展”的战略。“跨岛”就是走出厦门岛，往岛外大片的土地发展，提出要将提升本岛与拓展海湾相结合、城市转型与经济转型相结合、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相结合、凸显城市特色与保护海湾生态相结合。按照“一环数片、众星拱月”的规划，发挥“城在海上，海在城中”的优势，加快海岛型城市向海湾型城市转变，把厦门建设成为经济繁荣、社会文明、布局合理、环境优美的现代化国际性花园城市。 这个发展战略跳出厦门本岛，将规划范围扩展到整个厦门，既符合厦门的实际、突出厦门的特点，又符合时代发展要求，富有科学性、前瞻性。包括现在我们提出来的“多规合一，建设美丽厦门”，建设“五大发展”示范市，都是在“跨岛发展”战略基础上的进一步延伸。 提出“跨岛发展”战略的时候，近平同志即将离开福建。他为厦门留下来的这个发展战略，在他离开福建以后，成为厦门市建设的重点。你们现在看到的整个岛外欣欣向荣的景象，包括海沧、集美、翔安、同安，都是在这个战略指导下发展起来的。通过“跨岛发展”战略，近平同志把厦门提升到整个国家的窗口和龙头作用上来，这是他留给厦门最宝贵的财富。 采访组：请您详细介绍一下，习近平同志当时是如何指导厦门通过“跨岛发展”，发挥特区的窗口作用和龙头地位的？ 李秀记：在2000年1月省人代会上，近平同志作为厦门选出的省九届人大代表，在参加厦门团讨论时，明确提出“要突出厦门特区的窗口作用和龙头地位”。其实，从邓小平同志视察开始，厦门经济特区就是技术、管理、知识、政策的窗口，也是改革开放、东南沿海经济发展的龙头，是福建发展的龙头。远在近平同志明确提出“窗口作用、龙头地位”之前，他在工作中就一直是这样做的。今年即将召开的金砖会晤，厦门市更是起到了对外政策大窗口的作用，成为国家的窗口。 我讲两个例子，一个是厦门会展中心的建设，一个是“9·8”投洽会。 我在厦门任职期间，担任了4任重点项目领导小组组长，包括机场扩建、厦门大桥、人民会堂，还有就是厦门会展中心。会展中心于1998年开始建设，2000年建成。这3年中，近平同志4次到会展中心工地检查指导。其中有一次，我记得是1999年8月，近平同志时任代省长，在他视察会展中心建设时，我向他汇报了会展中心规划设计、施工情况，并提出资金缺口问题。他听完汇报指示说：“厦门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要注重质量，把会展中心建成与国际接轨、国内先进、有厦门地方特色的展览中心。资金缺口问题，我带回省政府研究。” 其实我汇报时用的词是“国内一流”，他把“国内一流”改成了“国内先进”。在建设会展中心之前，我带队考察过德国科隆会展中心、意大利米兰会展中心，还有美国的一些会展中心，也考察过北京、上海、大连、昆明的展览中心。当时北京和上海都还没有建新的会展中心，我看过这些之后，断定厦门的会展中心要超过当时北京、上海的展览中心，于是就提出了“国内一流”的说法。近平同志没有批评我，也没有说“你不要提‘国内一流’”，只是改成了“国内先进”。这说明他的站位更高，也更实事求是。后来，省政府从省财政拨款3000万元，帮助解决了厦门会展中心建设的资金缺口问题。 第二件事就是近平同志高度重视的“9·8”投洽会。他担任福建省领导和国家领导人期间，多次出席投洽会。这个投洽会的由来，近平同志非常清楚。邓小平同志1984年给深圳特区的题词是“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给珠海特区的题词是“珠海经济特区好”，给厦门特区的题词是“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我们自己领会到，与深圳和珠海相比，厦门特区的发展既不够快又不够好。1987年春节过后，很多干部群众反映，希望市里向深圳和珠海学习。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市委、市政府联席会决定派一个代表团，由时任市长邹尔均同志当团长，我（时任市委副书记）当副团长（习近平同志留在厦门主持市政府工作），到广东考察，学习深圳和珠海等地的先进经验。 我们去了深圳和珠海，也看了广州黄埔开发区，正好赶上广州在筹办春季广交会。回程的车上，大家就议论起来：广东有个广交会，我们能不能搞个厦交会？但又觉得跟广东一样，走在别人后面，也凸显不了厦门自己的特色。最后就定下来，办成以投资为主的投资贸易洽谈会。 之所以把时间定在每年的9月8日，是因为广交会在每年5月和10月，避免与他们冲突。另外，厦门7月、8月份台风多，就剩下9月份比较合适。经过综合考虑，我们在会上一起把投洽会时间定在每年9月8日。“9·8”，就是“久发”的谐音，取“一直要发展下去”的意思，也表达了对厦门发展的良好愿望。 1999年，近平同志作为省领导来到厦门，参加第三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他这样说道：“洽谈会举办13年来，已成为对外招商的全国性窗口，世界各国的客商通过洽谈会看中国的新发展，各国和兄弟省市通过洽谈会看福建和厦门的新变化，因此，办好洽谈会是向国庆50周年和迎澳门回归的重要献礼，也关系到福建和厦门的对外开放形象。”从这句话可以看出，他是很看重厦门的窗口作用的。国家主办厦门投洽会（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是从1997年开始的，到1999年，刚好第三届。说13年来，是从1987年的“9·8”投洽会开始计算的。近平同志亲自参与过，所以对投洽会的情况非常了解。 后来，在近平同志关心下，厦门国际会展中心如期落成，第四届投洽会就在这里举行。他作为福建省委领导，连续出席了第三、四、五、六届投洽会。2010年，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投洽会。这一次，他拿起象征会议的“9·8”金钥匙，为投洽会开馆并剪彩，我们都感到非常高兴。 采访组：我们知道，习近平同志给您的著作《从政二十春》写过序，请您讲讲序言背后的故事。 李秀记：我写《从政二十春》这本书是有原因的。记得1982年，我在市委党校学习，时任厦门市委书记陆自奋同志找我谈话，说组织任命我为副市长，在市委党校学习完直接到市政府报到。我对老书记说：“我当官从政不一定在行，还是想搞工业。”但他说这是组织决定的，让我去报到，然后我就走上了从政的道路。 20年后的2002年，我已经65岁，即将退出领导岗位。在当年团拜会上，我和这位老书记又坐在一起，他建议我写一本回忆录。我考虑了一下，决定把这20年来自己写的稿子有选择地汇编一下，出一本书。老书记认为很好。后来，我就出了这样一本书。因为这本书缘起于陆自奋同志的建议，所以书写好后，我拜托他给我写个序。但老书记说自己写不了序，让我请别人写。当时正好得到一个消息，近平同志到浙江工作了。我心想，我与近平同志共事过，情况他比较了解，我们又有一些缘分，他如果还在福建担任领导的话，我不好去找他，他现在去了浙江，就正合适。于是，我就给他打了个电话，他听我说明情况后，很爽快地答应了：“那好啊，你把稿子送来，我马上给你写。”果然，稿子送过去不到一个月，这个序就写好寄回来了。因为近平同志在厦门任职的时候，我和他经常交谈，所以他在写序的时候也很实事求是，写的都是他了解的事情。他在序里写道：“也许从政并非李秀记同志的初衷，但厦门经济特区今日的欣欣向荣和明日的美好前景，足以让他欣慰，足以让他自豪，让他感到这20年从政人生的充实和荣光。”从这句话可见，他确实很了解我。在序言里，他对我在厦门所做的工作，包括对重点工程的贡献，都作了肯定，这让我非常感动。近平同志当年寄来的序的原稿我一直保存着，寄信的信封我也一直保存着，已经保存了15年。这是一件珍贵的资料，我还要永远保存下去。 采访组：我们知道，习近平同志很热爱厦门这片热土。在您看来，他的这种厦门情结体现在哪些方面？ 李秀记：确实，近平同志有很深的厦门情结。厦门特区成立25周年的时候，我看到厦门电视台采访他的一个报道。他说：“我曾经是一个特区人，厦门是我的第二故乡。”简单的一句话，充分展示了他对厦门的深情和厚爱。 他和彭丽媛老师是在厦门结的婚。我想，这应该是他说厦门是他第二故乡的一个原因。还记得他结婚时住的房子，是我曾经住过的旧房子，一共只有62平方米。他们结婚的时候，彭丽媛老师送我一盒《长城谣》磁带，我还一直珍藏着。 近平同志的厦门情结，还体现在他对“厦门精神”的深刻理解和准确提炼上。在一次新闻采访中，近平同志说：“厦门取得的成绩，是一任接一任、一代接一代的接力赛，靠的是厦门建设和改革的参与者，厦门人民群众才是厦门建设的主体，各方面的建设都离不开厦门人民的辛勤努力。”他赞扬厦门在发展过程中创造了很多精神：“嘉庚精神”“海堤精神”“英雄三岛精神”“鼓浪屿好八连精神”“马塘精神”以及改革开放中形成的包容并蓄、大气和谐的精神。最后他说：“这些形成了艰苦奋斗、拼搏创新、包容并蓄、大气和谐的厦门精神。” 1988年6月离开厦门后，近平同志无论担任宁德地委书记还是福州市委书记，都一直关心着厦门的建设发展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我每次去福州开会，他都会问起厦门的事情，有时候还特地到我住的宾馆和我长谈，了解厦门的建设和发展情况。 近平同志担任省领导后，依然十分关心厦门，每年都有3次以上到厦门检查工作。像刚才讲到的，2000年1月，他强调“要突出厦门特区的窗口作用和龙头地位”；还有2001年2月，他提出“希望厦门的同志要振作精神，增强信心，内聚人心，外树形象，再创特区辉煌”。 他当时讲这些话是有一定历史背景的。当时刚好是中央查办厦门特大走私案接近尾声，厦门海关和厦门市有很多干部落马。我当时担任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根据当时的情况，2001年8月，市人大常委会组织了一次各级人大代表“回家”活动座谈会，请近平同志回到厦门，同人大代表见见面，给大家鼓鼓士气。我在介绍时说：“省长习近平‘回娘家探亲’，与在厦门的全国和省市人大代表围绕如何加快发展、再创特区辉煌这一主题进行座谈。”在座谈中，近平同志认真听取代表意见后指出：“特大走私案伤了厦门的元气，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但中央与省里已讲得很清楚，厦门的成就是主要的，干部的主流是好的。厦门作为全省经济发展的龙头地位没有改变，一定要振奋精神，统一思想，扎实工作，再创辉煌。” 厦门在发展过程中出现这样一个影响重大的案子，可以说是经历了一次波折和坎坷。在这个关键时刻，近平同志回到厦门同干部谈话，起到了鼓舞士气、振奋精神、凝聚人心的作用，也充分说明了他对厦门的深厚情谊。 2010年9月，近平同志再次来厦门考察调研。那时他已经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可他仍然像以前在厦门工作时那样，进社区、访港口、看城建，一处一处地认真了解情况，看得很仔细。当时他在领导干部会上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我们还有更高远的目标，要共同努力，把厦门建设得更加美丽、更加富饶、更加繁荣。” 近平同志为厦门设定的更高远的目标是什么呢？是更加美丽、更加富饶、更加繁荣。2016年9月16日，近平同志出席在印度果阿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八次会晤讲话中宣布，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将于2017年9月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厦门的高度信任和关心厚爱，体现了党中央对厦门的战略地位和特区窗口作用的高度重视，为厦门建设“一带一路”建设支点城市、提升厦门国际性现代化水平提供了重大机遇。我们都期待着，厦门将以更加美丽、更加富饶、更加繁荣的海上花园城市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我们也都期待着，在这样一个崭新的、充满勃勃生机的厦门，再次迎接近平同志“回家”看看。 （转载自2019年7月15日《学习时报》） |